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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第一部分第18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1）
一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资，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第一部分第19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2）
二
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
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军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都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追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福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福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