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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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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个空军中队。
我也很想把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和我从英国资料所能得出的估计互相核证一下。因此我又说：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这是我从各方面收集的关于德国陆军现在和将来的实力的情报。如果我知道这份材料同你们的估计大致相符，则对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认为我有什么错误，只需用铅笔把数字写明就行。
摘要
德国陆军截至这个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个正规师，四个装甲师，全部是按战时编制满员的。非装甲师正在迅速扩充，使其力量扩大三倍，现在可能已达两倍。现有的七十多个炮兵师显然还没有装备齐全。全部陆军都欠缺军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十六个师，加上四个装甲师，即六十个全部装备的师级编制。在它后面还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数约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并且已经配备骨干人员编制，如果使之成为现役军队中标准较低的一部分，则只需配备军械、轻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这还不包括奥地利的兵力在内。按最高估计，奥地利可以提供没有武装的十二个师的兵员，但他们随时可以由德国军火工业的总库中得到武器。此外还有许多编外兵员和组织，如边防军、民防队等等，相对来说，这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
1938年6月18日 达拉第先生给我回信：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与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国陆军情况，与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可供作战的三十六个正规师中，有四个师已完全摩托化，还有两个师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战后从德国资料中得到的材料，我们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这份德国陆军情况的摘要是非常准确的。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来，其准确的程度实属惊人。这表明，在我为英国扩军所作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我绝不是没有充分的情报作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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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几处提到法国的空军。有一个时期，法国的空军比我们多一倍，而那时德国则根本不许有空军。直到1933年，法国空军在欧洲占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那一年，法国开始对空军很不感兴趣，也不给予支持。他们不舍得花钱；任由工厂生产能力减缩；不设计现代化新式飞机。法国实行一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其产量当然不能同德国以战时状态的紧张工作相比。所有这些情况大约同上面曾加以详细说明的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西方各协约国有权建立它们认为对其安全所必需的空军，但它们都忽视这种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国虽按条约规定不得建立空军，但它却使它的空军成为外交工作乃至最终发动进攻的锋利的矛头。
1936年及其后几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法国的陆军和海军完成作战准备。可是在空军方面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努力。本书附录（5）有一个使人感到难堪的图解，明确表明法国空军下降和德国空军不断上升，而这两条线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尔先生任空军部长时才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复兴法国空军。
但这时距战争爆发只有十八个月。法国固然无法阻止德国陆军逐年增长和成熟，从而赶上它自己的陆军。奇怪的是他们任由自己的空军继续下降，无人过问。我当然不能为友国和盟国的阁员分担责任或对他们加以责难，但当法国追查〃罪人〃时，很可以在这个方面追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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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国和新选出的议会因感到德国的威胁，紧接着是德、意联合的威胁的逐渐降临而精神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变得很愿意甚至盼望采取一切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早两年就采取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难了。虽然他们的情绪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反对者的权力和他们任务的艰巨性却也不断增加。许多人都说，在我们任由德国夺取莱茵兰之后，除战争之外已没有别的方法来阻止希特勒了。这也许是后世各代人的判断。但我们本来可以做许多工作来使自己准备得好一些，从而减轻我们的危险。对于未能发生的事情，谁能说得定呢？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