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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２７〕发表了ＯDＶD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ＯDＶD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２８〕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２９〕。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３０〕。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３１〕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３２〕。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３３〕，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３４〕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３５〕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３６〕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厍，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
（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
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３７〕。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
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２〕 徐懋庸 参看本卷第２９３页注〔１〕。
〔３〕 巴金 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４〕 “文艺家协会” 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５〕 “先安内而后攘外” 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６〕 《文学界》 月刊，周渊编辑，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７〕 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８〕 鸳鸯蝴蝶 参看本卷第４１９页注〔９〕。
〔９〕 法国的人民阵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
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１０〕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
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１１〕 杜衡 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４〕。杨邨人，参看本卷第１４９页注〔９〕；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１２〕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