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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况”的话。
我认为除了说达尔文主义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外，对于它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确实，不管达尔文对其主义的表述中固有的重言性质，它与境况逻辑的十分类似可以解释，它说明的巨大成功，也可以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严重的竞争者站出来这一事实。
如果把达尔文理论看作境况逻辑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可以说明我的知识成长理论和达尔文主义之间的惊人相似性：它们都是境况逻辑的实例。在对知识的自觉的科学态度——自觉的批判试验性猜想，（通过批判它们）对这些猜想自觉造成选择压力——中，新的特殊的要素是描述性和论证性语言突现的结果；即其描述能够加以批判的描述性语言突现的结果。
这样一种语言的突现使我们在这里又面临一种高度不可几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境况，也许像生命本身一样不可几。但是假使出现这种境况，体外知识通过猜想和反驳的自觉程序而成长的理论也就“几乎”合乎逻辑地随之而来：它成为境况的一部分，也成为达尔文主义的一部分。
至于达尔文理论本身，我现在必须说明，我把“达尔文主义”这个术语用于这个理论的现代形式，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达尔文主义”或（朱利安·赫胥黎称之为）“现代的综合”。它基本上由下列假定或猜想组成，我后面将要提到。
（1）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命类型起源于很少几种类型，也许甚至起源于单细胞：有一棵进化之树，有一部进化史。
（2）有一种说明这种情况的进化理论。它主要由下列假说组成。
（a）遗传：子代相当忠实地复制亲代有机体。
（b）变异：有“小的”变异（也许还有其他变异）。最重要的变异是“偶然的”和可遗传的突变。
（c）自然选择：通过已有的各种机制淘汰不仅控制变异，而且控制整个遗传物质。其中有些机制只允许“小的”突变得以传播；“大的”突变（“有希望的怪物”）一般是致死的，因而被淘汰掉。
（d）变异性：虽然变异在某种意义上——各种竞争者的存在——由于明显的理由先于选择，但也很可能有这种情况：变异性——变异的范围——是受自然选择控制的，比如在变异的频率和幅度方面。遗传和变异的基因理论甚至可以承认有控制其他基因变异性的特殊基因。因此我们可以到达一个等级系统，甚或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结构。（我们不必担心错综复杂，因为人们知道错综复杂在那里。例如，从一个自然选择论者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假定像控制遗传的遗传密码方法那样的东西本身是选择的早期产物，并且它是高度精致的产物。）
我认为假定（1）和（2）对于达尔文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连向关于具有某些规律性的变化着的环境的一些假定）。下列论点（3）是我对论点（2）的想法。
（3）可以看出“保守”原则（a）和（d）与我所说的教条思维之间十分相似；而（b）和（c）与我所说的批判思维十分相似。
现在我要提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是一个研究纲领。
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人们也许认为它是可检验的。它似乎断言，如果我们在某个行星上发现有满足条件（a）和（b）的生命，那么（c）就会起作用，并且总有一天会造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的类型。然而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断言那么多。因为假定我们发现火星上的生命恰恰由三种细菌组成，并具有类似地球上三种细菌的遗传结构，达尔文主义被反驳了吗？一点也没有。我们将说，这三个物种是许多突变型中唯一最适合于生存的类型。而且如果只有一个物种（或者没有）我们也将会这样说。因此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并不能预见变种的进化。所以它实际上不能说明这种进化。它充其量只能预见变种在“有利条件”下的进化。但是它几乎不可能用一般的术语描述有利条件是什么——只能描述在有利条件存在时将会出现的变种类型。
然而我认为我已经几乎在它最好的状态——几乎在它最可检验的形式中看待这个理论了。人们也许会说，它“几乎预见”了多种多样的生命类型。在其他方面，它的预见力或说明力仍然是很令人失望的。以“适应”为例。乍一看来，自然选择似乎是说明了它，并且确实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它，但很难说是以科学的方式。说现在存活着的一个物种是适应它的环境的，事实上几乎是同义反复。确实，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适应”和“选择”术语的，即我们可以说，如果物种不适应，它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同理，如果一个物种已被淘汰，那么它必定是不适应条件。适应或适合被现代进化论者定义为生存价值，能够用在生存中的实际成功来量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来检验这样一个无力的理论。
然而这个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们的知识怎么能够增长，像自达尔文以来知识已经增长的那样。在试图说明比方说细菌变得适应青霉素的实验时，很显然自然选择理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虽然它是形而上学的，它对十分具体和十分实用的研究有许多启发。它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研究对新环境（例如沾染青霉素的环境）的适应：它提示适应机制的存在，它甚至使我们能够详细研究作用机制。它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做到这一切的理论。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主义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它的适应理论是第一个令人信服的非有神论的理论；而有神论比公开承认失败更坏，因为它造成了最终说明已经达到的印象。
可是达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同样的印象，因此在这一点上它并不比有神论的适应观点好得多；所以指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对科学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承认它可以批判、可以改进的话。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一些看看如论点（1）和（2）所表述的达尔文主义研究纲领。
首先，虽然（2），即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充分的说明力来说明地球上多种多样生命类型的进化，但是它确定无疑地提示了这种进化，因而使人们注意了这种进化。并且它确定无疑地预见如果发生这样一种进化，它将是渐进的。
非凡的渐进性的预见是重要的，它是直接从（2）（a）－（2）（c）引出的结论；而（a）和（b）以及至少由（c）所预见的突变的细小性，不仅得到实验的充分支持，而且许多细节已为我们所知。
因此，从逻辑的观点看，渐进性是这个理论的主要预见。（我认为它是这个理论的惟一预见。）此外只要活着的类型的遗传基础中的变化是渐进的，它们——至少“在原则上”——就可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因为这个理论预见到发生小的变化，每一个这种变化都归因于突变。然而，“原则说明”同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要求的说明类型是迥然不同的。我们能够通过预测某次特定的天文中的食来说明它，但是我们不能预见或说明任何特定的进化改变（也许除了在一个物种内部基因群的某些变化外）；我们能够说的一切是，如果它不是小的变化，就必定有一些中间的步骤——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一个研究纲领。
此外，这个理论预见到偶然的突变，因而预见到偶然的变化。如果这个理论预示了某种“方向”，那么正是返祖现象的突变将是比较频繁的。因而我们可预期有漫步型的进化系列。（漫步型好比是一个人描绘的踪迹，他每一步都要请教轮盘赌的旋轮以决定他下一步的方向。）
这里引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漫步型在进化之树上似乎不突出，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达尔文主义能够说明有时被人称为的“直向演化趋势”，即向同一“方向”的进化变化系列（非漫步型），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思想家，例如薛定谔和瓦丁顿，尤其是艾利斯特·哈迪爵士，曾试图给直向演化趋势以达尔文主义说明，而我在斯宾塞讲座的讲演中也曾试图这样做。
我提出的可说明直向演化趋势从而丰富达尔文主义的建议简要地表述如下。
（A）我把外部的或环境的选择压力同内部的选择压力区分开。内部的选择压力来源于机体本身，并且我猜想最终来源于它的偏好（或“目的”），尽管这些偏好当然可随外部的变化而变化。
（B）我假定有不同种类的基因，主要控制解剖结构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a基因；主要控制行为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b基因。中间的基因（包括那些具有混合功能的基因）我在这里不予考虑（虽然它们似乎是存在的）。b基因又可以类似的方式进一步划分为p基因（控制偏好或“目的”）和s基因（控制技能）。
我进一步假定，某些有机体在外部的选择压力下已经发展出一些基因，尤其是b基因，这些基因使机体能够有一定的变异性。行为变异的范围由于某种原因受遗传的b结构控制，但是由于外部环境是变化的，b结构对行为的不太刻板的决定作用，结果是如同对遗传性（就是说基因变异性的范围）的不太刻板的遗传决定作用一样有成效（请参阅上述的（2）（d））。因此我们可以谈到行为的“纯行为的”变化，或行为的变异，意思是指在遗传决定的范围或全部组成内的非遗传性变化；并且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由遗传固定或决定的行为变化加以对照。
我们现在可以说，某些环境变化可导致新的问题，因而导致采取新的偏好或目的（例如由于某些类型的食物业已消失）。新的偏好或目的起初可表现为新的试探性行为的形式（为b基因所允许，但并未固定下来）。动物可以这种方式试探性地使自己适应新的境况，而毋需遗传的改变。但是这种纯行为的和试探的变化，如果获得成功，就等于选定或发现了一个新的生态龛。这样生态龛就会有利于那些遗传的p结构（即它们本能的偏好或“目的”）或多或少预期到或固定新的偏好行为模式的个体。这一步将证明是决定性的；因为现在与新的偏好相适应的技能结构（s结构）中的那些变化就会得到支持，例如获得偏好的食物的技能。
我现在提出，只有在s结构已经有了变化以后，a结构中的某些变化才会得到支持，也就是说解剖结构中的那些变化有利于新技能。在这些情况下内部的选择压力是“定向的”，因此导致一种直向演化。
我建议这种内部选择机制，可用图式表示如下：
p→s→a
即偏好结构及其变异控制对技能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技能结构及其变异又控制对纯解剖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
然而，这个系列可以是循环往复的：新的解剖又可支持偏好的变化，如此等等。
从这里论述的观点看，达尔文称之为“性选择”的东西，是我已描述的内部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即是以新的偏好开始的某种周期的一个特例。具有特征性的是，内部选择压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