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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死亡——复活
叮喀，进步……
怎么回事？
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
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
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民
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井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D主义盼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已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命
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的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
“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
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
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跟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是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嘈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找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找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厂找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围…··”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盲善辩。中途，找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②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膨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找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首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膨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精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设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水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赵河》的一夜。达尔等往巴黎给我U］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亲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按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烟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