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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我介绍给玛格利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
“她很优雅吗？”
“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尔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无尾常利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简，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
“你应当做件无尾长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长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服，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几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愤。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槟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
米罗以令找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使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会祟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波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找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找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找到了、找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的影片，找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入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1929年就此题目写道：“市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国，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块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诺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著毅。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昔键是腐烂的驴子。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送着它们。”
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具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装。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找身边，给我无数过于庭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找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山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找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找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找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由于叶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盯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找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便找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公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撤着铃。我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