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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禁忌在某些人那里本是为了彰显个性。但个性岂是那么容易彰显的？ 我在教学生英文时讲过这样一篇课文，课文的大意是：每一个青年人都觉得自己有个性，都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自己受到的教育，于是每一个人都穿上了同一种牌子的牛仔裤，听同一个乐队的碟片。这是另一种对个性的消泯。按说一个人，你梦想的自由越大，你遇到的阻碍应该越多，你需要打破的东西也应该更多。那种来得太容易的个性和自由都是不可靠的。但是在目前的中国青年诗歌圈子里，对个性和自由的幻觉遮蔽了对谋求个性和自由的货真价实的努力。
8．你如何评价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 你认为目前汉语诗歌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在回答你第7个问题时实际上我已触及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汉语诗歌最紧迫的问题是：1）千人一面，这意味着创造力不足；2）蒙昧主义盛行，文化视野狭窄，并为此而沾沾自喜；3）某些人依然沉浸在要命的美文学当中：4）以笨蛋的低智能冒充天才，而且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为这种低智能拍手叫好；5）错把写作当成闹事，谁的动静大就跟着谁跑，一哄而上地、毫无根据地骂骂咧咧；6）一些闹出点小名堂的人东西写得太烂。
但是尽管如此，有几个人的写作成就还是远远超过了新诗史上的大多数诗人。但学术界本着厚古薄今的精神，对此顽固地不予承认。
9．你怎么看待汉语新诗的传统问题？ 能否说说你的诗歌传承？
在回答意大利汉学家米娜的提问时我已较为详尽地谈到过一些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那篇谈话曾在《星星》上发表过（哪一期忘了），也曾收入西渡编的《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汉语新诗的传统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看法。我想大概有几路写法：鲁迅的《野草》是一路，这也是我目前最看重的一路。鲁迅和所有中国作家都不一样，他是个敢于和魔鬼打交道的人，他作品中的黑暗似乎没有人能够将其化解。但一般说来，鲁迅不被看作一个诗人，因此他对于中国新诗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这很可惜。从冯至到穆旦是另…路写法，重形式，而且主要是一种从西方拿来的形式。他们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少努力。冯至诗中对于生命的精神关照强于穆旦，但穆旦把诗意推进到修辞本身，而不仅仅依赖意境。还有一路是艾青的写法，抒情，思想大众化，语言流畅，语感良好，富于音乐性。关于资产阶级少爷徐志摩，我已经说过许多不敬的话了，我不想再进一步得罪他。关于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抹不去的焦虑》，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在我初学写诗的时候，我曾认真阅读过上述诗人的作品，包括徐志摩的作品。但是慢慢的，除了鲁迅，他们对我都失去了意义。我宁可读当代诗人的作品，当然，当代作品我读得也不够多。我想不仅仅是我，还有其他一些诗人，我们越来越不满于所谓的新诗传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竟如此之少。就我个人而言，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正向我逐步打开，我对于重新解读古典文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新诗的留意。要说新诗传统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么，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我：干我自己的事，别学他们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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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谭克修问（六）
作者： 西 川
10．你被视为第三代诗人中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同时代成名的诗人中，多数已不再进行诗歌创作，这里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坦率地讲，写作需要社会的回报，比如经济上的回报、知名度的回报等。如果一个人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基本的生活还没有建立，那么继续写作就太过奢侈了。这是就一股情况而言，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则属例外。在我所知道的完全停止或几乎停止写作的同辈诗人中，一些是挣了大钱的。他们享受到了社会生活多种可能性的好处。如果他们生在其他社会，从一开始就能享受到社会生活的多种可能性，那么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挤到诗歌写作这条窄路上来。也有一些人是随着其诗歌经验的不断丰富，将诗歌写作的沸点不断提高，这样，就对一般的诗歌写作不再提得起兴趣。有一次欧阳江河对我说，一个诗人要是到40岁还没写出他的天命，那他还写什么呢。此话有理。说实在的，那种低沸点的写作，写来写去，写了一大堆东西，有什么劲呢？ 写到40岁，既没写出天命，也没写出虚无感，有什么劲呢？ 好在我得到过一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回报。这平衡了我的虚无感。举一个例子，作曲家郭文景曾将我二十多岁时写的长诗《远游》谱写成管弦乐作品。这部音乐作品2004年10月由香港管弦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由艾杜．迪华特大师指挥。演奏终了，我上台向听众致谢，在我鞠躬的一刹那，我内心充满了骄傲和感激之情。另外，我想我一直泡在诗歌当中，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灵活的人。我干不了别的。我符合诗歌对诗人在愚鲁这方面的要求。我觉得写诗是一件苦事，同时也是一件带给我快乐的事。我对生活和语言还能有所发现，全仗着我依然在写诗。
11．一般认为，中国诗人（不含古代诗人）容易在40岁以后出现写作上的困境，而且年龄愈大情况愈加严重。而国外的诗人似乎非但不受年龄困扰，如叶芝、米沃什等诗人甚至能〃老而弥坚〃。你怎么看诗人的年龄问题？
在《走下坡路的中国作家》（见我的《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那篇文章中，我曾谈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年龄问题。在杰出的诗人中（就其文学品质而言），一般可分为天才和大师两类。天才的写作依赖爆发力，依赖个人才华，而大师的写作依赖静力，是多年生成。我记得我在那篇文章中把天才诗人的生长年限划在37岁。根据什么我忘了，但总之是有一些统计方面的根据。不过37岁和你所说的40岁实在也差不多。过了这个年龄，你等于从一条河的湍急的上游进入了平阔的中游。如果你不想结束你的写作生命，也许你就得换一种写法。不过有些人生来老成，也许不会受到年龄的影响，但对于依赖青春朝气的人来说，换一种写法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有些人一辈子停在青春期中，但他们后半辈子的写作其实是在瞎折腾。他们骂骂咧咧，企图以声势夺人，但他们唬不住我。
虽然我不该提前谈到老年人的写作，但我还是想到冯至晚年写给卞之琳的一首诗。诗中说；〃歌德、雨果都享有高龄，如今我们都已度过这个年龄，回头看走过的却是些低矮的丘陵。〃老诗人的诚恳令人感动。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古代诗人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否则不会有〃江郎才尽〃的说法。对我来说，才尽就才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诗人也并非一辈子非赖在诗歌写作上。王之涣、张若虚都只留下几首诗，而且咱们也说不清那都是他们在什么年龄上写的。当然诗人们大多希望自己的写作年龄能够尽量拉长一些，但和古人较劲似乎没有必要。我听我一位研究民间艺术的同事说过，民间艺术讲究传统形式，是因为相对固定的形式可以使得艺术创作变得容易，因而易于普及。中国古典诗歌的外在形式因素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比较而言，我觉得新诗比古诗难写。也许那些对新诗写作一无所知的人的看法正好相反。
诗人、批评家陈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当代中国诗人在写作时所依赖的外物，他称之为诗人的〃命运伙伴〃。他所开列的〃命运伙伴〃有：地缘风俗、女人、植物、（特定科属的）动物、殖民文化的都市、反向意识形态、某位西方强力诗人、宗教（包括某类〃邪教〃），还有酒（《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2003）。在这些〃命运伙伴〃中有一些是无法长久依赖的，例如反向意识形态一种寄生性的意识形态，例如某位西方强力诗人一个有出息的诗人早晚得摆脱别人的影响。所以，对于〃命运伙伴〃的选择其实也暗中决定了一个诗人写作寿命的长短。
至于叶芝和米沃什的写作之所以老而弥坚，我想原因也不同。以我的浅见，叶芝是得益于他到晚年对色情的迷恋，米沃什是得益于他广泛的关怀和他已然建立起来的与世界的私人关系。但即使是叶芝，也曾一度担心自己到晚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直到写出《在本。 布尔本山下》。所以我想，一个诗人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人算不如天算。我是个宿命的人。也许一个人早年的工作早已预告了他写作寿命的长短。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般只能充当马后炮。但有一点或许诗人们应该了解，那就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的写作所面对的是他自己和几个像他自己的哥们，而当他积累了足够的文学经验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写作不得不面对一整套文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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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谭克修问（七）
作者： 西 川
12．有观点认为，90年代世界上最好的诗歌是由中国人写出来的。你怎么认为？ 如果诗歌的评判标准在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每个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人数极少）是否会造成汉语诗歌写作者普遍的怀才不遇。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另一个问题是西方汉学家是否说了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当代诗人中少数几个人的写作放在其他国家的平辈诗人们面前并不丢脸。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清楚，因为要做这种判断，你就得了解其他国家的诗坛状况，但其实我们并不太了解。我们了解一点美国的情况、西欧的情况、拉美的情况，但也仅此而已。我本人对东欧的诗歌颇感兴趣，但我们对亚洲当代诗歌的知识几乎为零。我听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有很好的诗人，但没读过。我知道越南诗人中也有写得不错的。如果不谈诗人，而谈诗歌创作所使用的语言，那么我大概可以肯定，中文是一种相当活跃的语言，其活跃程度大概不亚于英语和西班牙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儿极其私人的看法。汉学家（不限于西方汉学家）里有出类拔萃的。日本的竹内好就是从研究鲁迅起家而成为日本思想界的重镇。我认识一些汉学家，我和他们之中的几个人是好朋友，我尊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确为中国当代诗歌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工作比中国人做得还好。与此同时，由于我能说几句英文，我也认识几个不懂中文但对中国文化、中国诗歌，或诗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