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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着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