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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种灵魂的挖掘。黄振中对诬陷油娃子的良心发现，魏明坤内心深处的自卑、虚荣、阴暗及其忏悔，周汉对“文革”中妻子为改变处境而谋划的反思，都是人物内心巨大矛盾的挖掘。所有这些挖掘，贯穿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决，所到之处，尖锐深刻，触目惊心。而主人公周东进，从小健康成长，襟怀坦荡，当他同样处在实事求是与否的矛盾漩涡时，他面对的就常常是填埋与突围的冲突。他要突破填埋，说明一次指挥的失误，放弃立功受奖，就遭到周围关系的冷漠，不得已从野战军调到边防团。在年龄到线与提升机遇同时来临之际，团里出现一死一伤的违规事故，是如实上报，还是虚报为英雄事迹，东进和全团的前途可能会南辕北辙，周围自然又要全力填埋东进的理想求实。挖掘与填埋，小说从两种内心的冲突形式深入揭示了各种人物在国家与个人利益上，思想精神的尖锐对立，以及造成不同选择的种种原因，写得令人惊心、激动，几场重要的人物间及人物内心的冲突，被渲染、铺展得动人心魄。这与当年的《炮群》相比，具有文学上的进步，也有思想上的成熟。
小说着力塑造的几个人物的形象也都令人难忘，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性格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统一起来，把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集体的理想和英雄性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升华，作品也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在不同的性格表现中，也描写到主流文化与民间“义”文化的对照，写出了主流文化的进步性和生命力。
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它写出讲真话难，并不简单因为它关系个人荣辱得失，是周围很多方面都在制约着说真话，特别是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中，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农民意识的东西。政委说“自杀就是背叛革命队伍”，周汉就不敢作证团长死于自杀。王京津的悲剧仅仅是因为看了说了一些西方军事理论。东进放弃立功受奖而遭到冷遇，同事反对他上报事故，是因为上级和周围都要为坦白的失误承担责任，亲人也因此感觉脸上无光。阻碍讲真话的原因，有个人利益关系，有出于公心的错误认识，并且形成一种集体意识，集体习惯十全十美，习惯共性，习惯唯书唯人，结果就习惯虚假。而最严重的，是方针本身没有实事求是，形成“上有好焉，下必效焉”的做假土壤，即小说所说的：“天造势，人做事。”小说以一连串发人深醒的人物遭际，客观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根本上需要一个趋势正确的大局环境。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置于两个经历地位悬殊的社会阶层中展开，它涉及了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干部子弟生活及其与平民的关系。这使小说表现的深刻内涵处在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生活中。小说通过两个阶层人物的命运变化，反映出社会普遍出现以效率、才能为价值标准的新的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的精神氛围时，个人的精神解放与否是没有阶层界线的。贫寒的出身使魏明坤比别人更刻苦努力，但他的底层经历又使他在为人处事上具有周东进在优越家庭中所不曾想过的处心积虑。他不愿在军营暴露贫寒的父亲，他两次在周东进处在失误和事故时，冷眼旁观，他希望东进隐瞒失误，自己就将占有优势，其心理令人心惊。他娶了将门之女黄妮娜为妻，满足了心理上的战胜感，还要表现出自己受伤害的样子。而让东进疑惑的是，他就是想进取，想献身军队事业，为此他可以刻苦，可以勤俭，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努力，但为什么一定要隐瞒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能讲呢？在高压的“文革”时代，王京津为此付出了生命，南征从此将自己内心深深埋藏起来，以致在重要关头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婚变上。他们的命运深刻体现了小说的点睛之笔：“天造势，人做事。人都是在势中做事的，哪个人做事能不受势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黄妮娜、李小兵等一些人物，更客观地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家庭已经不能决定人的成功与否，不同阶层出身的人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同一标准、同一起点下，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对于只有出身的优越感，却处世糊涂的黄妮娜，作者不无深深的同情，但是作品对黄妮娜性格的全部描写，特别是对一些仍然只会倚仗门第，旁若无人，吹牛争尖儿的“子弟”们的描写，令人哑然失笑，实际上作品是唱出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挽歌。
小说中所有这些令人激动的人物、故事、思想，都是在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形式中完成的。小说在叙述和描写中充满着一种激情，让人似能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发愤”著书的影响，其中东进桌上的跪式兵马俑，南征劝说东进时的几近声泪俱下，东进在重重压力下的“放弃”和重又坚持，都令人心动不已。小说在结构上对叙述视角转换的运用非常自如，情节的连续与中断恰到好处，多个人物线索与东进的主线交叉互动，在一个个叠印中衔接又收拢。故事始终是在叙述人物的不断转换中，在独立故事的一次次中断中向前推进。不断的转换、中断和连续，造成了阅读中的“心旌摇荡”，欲罢不能。其中的转换不仅出现在人物的叙述上，而且还包括一种明显的现实与超现实的对照，这就是周汉在昏迷中与冥界中死去战友的对话神游。这种表现方式是小说的一大艺术特点，它使人物隐秘的心灵得以敞开，使一些人生挫折蒙上神秘色彩，使小说的现实主义平添了几分复杂的多样性。同时，周汉与冥界人物大段的对话，毫无枯燥之感，反而是情节推进的精彩段落。小说语言的生活化气息和时代特点也相当突出，有一些很传神的流行语为描写增加了不少生动性。作者对两个阶层人物的生活也都比较熟悉，一些场面描写在生活中有似曾相见之感。结尾一节，周汉与油娃子在冥界对弈，他们共同为东进担忧：面对现实中的楚河汉界，东进将何去何从，他能够渡过激流汹涌的心灵之河吗？小说对此未做正面回答，却令人久久回味。
小说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受是充满英雄和理想的激情，既有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革命军人和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之情，又有叙述者的强烈感情，使人联想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发愤”的光荣传统。这种强烈感情，表现在对主要人物英雄性、悲剧性的倾注上，也表现在对情节、对思想的深情叙述和议论中。其中的高潮是在南征最后对东进大动感情的规劝中，他从许多军人生涯的夭折说起，讲有的英模死后才得到承认，讲为了能报效祖国做一点假有什么关系，讲团集体和死伤战士的前途，南征几乎是声泪俱下。出人意外的是，一身正气的东进至此终于说出：“我放弃”。真是英雄气短。然而，小说的最后，东进遇到陈简，女教师精神世界的光明重新唤醒他的良知。情节峰回路转。小说在激情的宣泄中完美地体现了它所追求的，对英雄崇高的辉煌颂扬，这实际上是小说真正的重心所在，它写了那么多做假的教训，那么多求真的挫折，最终都是在写东进无论是荣辱进退，都不放弃国家军队利益的理想，甚至所有主要人物都表现出作为革命军人，作为共产党人，为之毕生奋斗的满腔热情。就这种激情而言，小说更具有一种“内省”的意味，是站在自己内部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局外的立场，来反思党内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更加动情的是，东进这样的忠诚，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落伍者。特殊的年代造成他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军队的发展需要差距那么大，使他的赤诚在时代面前显得有些无力，因而，东进不能不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但即使如此，东进仍然让人敬佩让人热爱，他的求实精神，他的忠诚本质，是我们民族永远都需要的。
文／路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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