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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运输工具和给养统统用于对柏林的尖刀式一路进攻。或许你的原意不是如此，因为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沿德国西部边境，如有可能一直到莱茵河，集结我们的兵力，并尽早使安特卫普港全力运转，以确保获得充分的供应，然后再实施你所建议的攻势。布莱德利集团军群除主攻方面的左翼部队外，都应全力向前推进，以便随时支援主力，防止德军在其正面和两翼集中。”也就是说，“在你的集团军群向柏林发起主攻，布莱德利在你左翼进行支援时，我们的其他部队都应到达保证胜利完成这次进攻的位置。否则，主攻将因大部分兵力用于保卫后方和两翼而很快失去势头。”
如果艾森豪威尔这番话在“市场—花园”行动结束后说，或许更有说服力，因为英军就是因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应付后方和两翼，又得不到空中和地面支援而失去进攻势头的。但此时的蒙哥马利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仍固执己见：
我不能同意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相同的。我深信你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我一直说要右翼停下，左翼继续前进。但右翼仍在行动，其进展甚至超出了给养许可的限度，以致使我们失去了灵活性。可来信仍要右翼继续前进，还要布莱德利集团军群的所有部队全力前进等等。我认为应下个直截了当的命令，要第12 集团军群的右翼停止前进，倘此命令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总之，我的意见是，若要攻下鲁尔，就必须停止其他一切行动，把力量集中在左翼。如不这样做，就到不了鲁尔。
“蒙蒂这个狗杂种！”艾森豪威尔对当天来拜访他的巴顿骂道。
“我从未见过他对蒙哥马利这样厌恶，”巴顿回去后，幸灾乐祸地对手下人说，“事实上，他骂他是狗杂种，这真令人鼓舞。”
但除了“狗杂种”，并没什么可令巴顿鼓舞的。作为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自有他的苦衷。他不但要考虑他认为是最佳的战略，而且还必须给予他麾下其他国家的将须所持观点以应有的重视。蒙哥马利虽然和布莱德利的地位一样，但他毕竟是英国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所持观点往往代表着他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代表着英同参谋长委员会甚至丘吉尔的立场，并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的关系除了上下级外，
还带有两国关系的色彩。他可以直接命令布莱德利或巴顿干这干那，但对蒙哥马利却不能简单地来一句：“这是命令，执行吧！”这种特殊关系使他常常对蒙哥马利的观点不得不给予充分的注意、容忍和关照，甚至到了“偏袒”的程度，影响了他对整个战略计划的制订。
这不，在9 月22 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布莱德利说他“又一次偏袒蒙哥马利”。这次会议是在凡尔赛召开的，是盟军四个多月来举行的规模最大、内容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特德、拉姆齐、利—马洛里、布莱德利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但独缺蒙哥马利，而会议的议题恰恰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
“蒙哥马利拒绝参加会议，”布莱德利写道，“借口是他正因‘市场—花园’行动脱不开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阿纳姆的局势确已面临危机，但我不相信，战争竟使他那天下午抽不出几小时的时间。蒙哥马利的缺席被其他司令官们看作是对最高统帅的公然藐视。尽管艾森豪威尔看上去泰然自若，但看得出，他是以不同寻常的自我克制力来控制他的愤怒的。”
蒙哥马利本人对他缺席的解释是：“我知道自己在作战计划上固执己见，在总部及美国将领中，我都是个不得人心的家伙。所以，在进一步讨论作战计划时，还是回避为好。”
“对于兵力的使用，”布莱德利继续写道，“蒙哥马利显然抱有偏见，他只想使英军获利或带来声誉；而我无论是外貌上还是感情上，都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佬。艾森豪威尔负有艰难的使命，他要熔化这些民族歧见，使盟军团结一致。”
会议协定，阿纳姆战役后，英军要在美军第1 集团军支援下，从北面夺取鲁尔；加拿大集团军要尽快打开安特卫普港，“此乃最后进军德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巴顿的部队则原地踏步，转取守势。
会议一散，代表蒙哥马利来开会的德吉恩甘兴高采烈地电告他的上司：“会开得很好。艾森豪威尔百分之百地支持你的计划，你的突进将为主要行动，各方面将全力保障。”
布莱德利则大感失望：“这又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把进攻鲁尔区放在优先地位，这无疑意味着再次推迟打开安特卫普的时间，而该港正是取胜的关键。。我认为加拿大部队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所应有的力量和热情。让善于攻城掠地的巴顿按兵不动，偏偏重用无能的蒙哥马利，真是毫无道理。”
他满面愁容、精疲力尽地回到自己的指挥部，把会议上的决定告诉了他的参谋长。艾伦的反应是：“我们这不是在拿大笔的钱去购买无利可图的股票吗？”
那天晚上。布莱德利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他给巴顿打了个电话。
巴顿接过电话，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说：“蒙哥马利又赢了。我接到命令，要派一个装甲师去北面支援他，并采取守势。另外，我们的供应又被削减了。”
在巴顿看来，他简直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一切美梦都破灭了。他强烈地感到，他就象一个大型乐团中一个杰出的第一小提琴手，本来可以独奏许多华彩的乐章，但却非要按一个不太懂或不理解乐谱中奥妙的指挥的意思去演奏。他写信给妻子说：“我腹背受敌，但攻击我的不是德国人。我真想一醉方休。”他如此地失望和伤心，以致认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哎，哈普，”他对副参谋长盖伊说，“你愿不愿意去中国，在尼米兹海军上将手下干？”
吃晚饭时，他一边神经质地掰着一片面包，一边举着一杯味道极差的矿泉水骂道：
“要多久时间？啊，上帝！要多久时间？蒙哥马利还未来得及说‘重新集结’，我们就越过了法国，而现在我们却陷入这洛林的泥淖之中。为什么？因为上边有那么一些混蛋，他们从未听到过愤怒的枪声，从未少吃一顿饭菜，认为钢琴和乒乓球台比弹药和燃料更重要！”
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把他的话打断了。是布莱德利打来的。巴顿怒气冲冲地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布莱德，我是乔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这回又他妈的想干什么？”
“乔冶，别发那么大的火。你的处境我理解，也很同情。我所能做的只是授权你在采取守势的同时，对你目前的战线做些小的调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我明白。”
第二天，巴顿向全军发布了这样一项命令：
“一、我方作战态势的改变必须对敌人严格保密；敌人一旦察觉，就会把部队从我们战区调走去对付其他的盟军部队。”如何做到对敌人保密而个被察觉？当然是仍要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式呵。
“二、我们必须控制一条合适的出击地带，这样一旦最高司令官指示我们恢复攻势，我们就可以迅速行动。”如何控制一条合适的出击线？当然是要通过攻势行动去实现呵！
命令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只是在等待恢复进攻的信号。”
巴顿把他在守势安排中尽量保留攻势的三个招法全都使出来了。
在《一位将军的一生》中，布莱德利写道：“对盟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来说，10 月初的日日夜夜是最失意的日子。冬天即将来临。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们弹药奇缺、寸步难行。每过一天都给德军增加了设防的时间和机会。我对蒙哥马利的计划信心不足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和我的计划也是如此。我对艾森豪威尔损害我们的利益而偏向蒙哥马利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安。由于蒙哥马利未能迅速占领安特卫普，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将被迫深沟高垒，以度寒冬，把我们的主攻时间推迟到来年春天。”
9 月22 日作出的向鲁尔进军的决定，由于“市场—花园”的受挫而未能执行。蒙哥马利的部队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与德军纠缠于荷兰南部地区，打得难解难分。关键是兵力不足、给养短缺。“因此，在兵力得到补充之前，”艾森豪威尔于10 月8 日指示蒙哥马利，“协同攻击莱茵河的计划应予推迟。然而，你们两个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仍应在人力许可的情况下，以尽快挺进到波恩以北的莱茵河一线作为首要任务。”
第二天，拉姆齐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加拿大集团军除非立即得到充分的弹药补给，否则在11 月1 日前无法在安特卫普有所作为。艾森豪威尔立即敦促蒙哥马利：“若在11 月中旬尚不能使用安特卫普港，整个作战行动将陷于停顿。我必须强调，在我们从瑞士至英吉利海峡这整个前线的作战行动中，我认为以解决安待卫普入口的作战最为重要，你须亲自过问。”
“这他妈叫什么命令！”蒙哥马利心里骂道，“昨天还让我把挺进莱茵河作为首要任务，今天却叫我把打开安特卫普当作最重要的任务。真是乱弹琴，这种人怎么能指挥地面战斗？！”
就在昨天，蒙哥马利乘马歇尔将军来访的机会，再次提出了指挥权问题。他把陪同马歇尔的布莱德利拒之门外，与美国陆军首脑进行了单独长谈。他告诉马歇尔：“自艾森豪威尔以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身份亲自指挥地面战斗以来，地面部队不是按地区而是按国籍划分了，既无法全面掌握情况，也缺乏作战领导和控制。事实上，仗打得很不协调，相互脱节，目前状况真是一片混乱。”言外之意，他和巴顿的感觉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称职的乐队指挥，应另外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司令。
马歇尔一言不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后来对人说：“当时，我差点不顾身份地同他吵起来。因为我认为他的话太不近情理，不过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已，所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
但蒙哥马利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又借着艾森豪威尔在一夜之间改变行动重点的机会大光其火，回敬道：
“请你代问拉姆齐，他有什么资格对他一无所知的有关我的作战行动，向你发表那些荒唐说法。加拿大部队已经在进攻，而且进展顺利，也不缺弹药。那里的战斗正由我亲自指挥。”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觉得不放心，想知道一下蒙哥马利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于是便打电话询问。但蒙哥马利此时正在火头上，尽说些不中听的话，气得史密斯转身把话筒塞给摩根将军：“拿着，告诉你的老乡他该做些什么！”
摩根告诉蒙哥马利：“除非安特卫普很快打开，否则将中断对你的补给。”
威胁准呀，我蒙哥马利才不吃这一套呢。他丢下电话，当即起草了一份文件，向最高统帅发难。这份题为“西欧指挥要则”的文件于次日送到史密斯手中，它开宗明义地指出：“目前西欧盟军内部的指挥机构不能令人满意。”要么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前移，以便对战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