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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
“我是织部佐登子。”
“啊?!”外浦听了她的名字,发出十分吃惊的声调。
“我要说的事,请您不要在电话里发问。有特殊的原因!”
“……”
“出了大事了。”
“什么?”
“我现在在马路的公用电话亭。是在您送别我的马路一直向东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我想您很忙,不过能不能马上出来一下?”
“……”
“有需要商量的急事!”
“我去!”是下了决心的声音。
“这个……,请您不要对别人说,您出来是和我见面。”
“知道了。在那里等一下,十分钟左右就到。”
佐登子放下了话筒后蹲在亭内。多么长的十分钟!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头,胳膊放在拱立起来的双膝上。头痛得直想吐,稍微动弹一下,肋骨两面就象针刺似地疼痛。她一声不响地忍耐着。一会儿有开门的声音,她以为是外浦,抬头一看,是位年轻女人。对方发现,有人蹲在地面上,吃惊地离开了,马路上汽车的行列发起呜呜响声飞跑着。过人一会儿车轮的吱吱声停在电话亭旁。有人在敲门,佐登子勉强挪动了身子。外浦进来了。
“怎么回事?”
外浦睁大了眼睛凝视着蹲在地上的佐登子。她的黑头巾和毛衣、裤子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灰。
“我受伤了。”
她一见到能说出真相的人,焦急的心情一下子缓和下来。
“被汽车撞的吗?”
“不是,被自行车撞倒在马路上。”
“被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对准我,一个猛劲硬撞过来,然后……然后抢走了那个装钱的手提包!”
外浦咽了一口唾沫,死盯着佐登子。
“不管怎样,”他好不容易张开口。“起来吧,蹲在这里也不好。能站起来吗?我来扶您吧。”
外浦弯下腰伸出了双手。
“不,我在这里说吧。”佐登子微微地摇了头。
“站不起来吗?伤得很重吗?”
“伤暂且不管。我想,在电话亭里,别人不易认出来。如果在外面,碰上认识外浦先生的政界人或记者,那他们会怎么想呢。假如有人知道,我是酒吧间的女人,那就更不知会说出什么来啦。”
“……”
“这里一蹲,外面的人很少注意的。”
外浦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一屁股坐在佐登子的双膝前。他留心地不使自己的长腿触到佐登子的裤子。在这样的地方和佐登子一起,外浦露出复杂的神情。
“伤到底怎么样?”外浦问。
“摔倒的时候碰了头和胸部,所以这些地方都痛。”
“那就要赶快找医生呀。”外浦紧蹙双眉。“我用汽车送您到医院吧。”
“外浦先生,您为什么不首先问两千万元被抢走的事呢。”
外浦沉默了片刻后说:
“从电话里听您说发生了事故,我就估计差不多出了什么事。跑来一看果然如此。”
“……”
“已经有了预感,所以听到钱被抢走的事,我没有觉得意外。我忧虑的是您的伤。”
“我会去医院的,但去以前应该对您说些事。”她继续说。
“出了这样的事故,本来首先要通知那边的。不过他现在大阪,打电话给他也不能马上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还是给你打电话了。”
“知道。”外浦点了点头
“要报告先生么?”佐登子指的是寺西正毅,但也想起了文子夫人。
“不,以后再说吧。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急忙报告也无济于事,看机会再说吧。”
“那边明后天才回东京。我想那时我已经住在医院了。住院的事我准备先告诉他的秘书课长。估计,他本人是过些时间才能来看我的。”
“知道了。那么,等以后我和他联系吧!”
佐登子忽然觉得有一股热流中涌上来。似乎是遇到能理解自己的人,同时一种怜惜自己的悲哀,使她流出了眼泪。外浦拿出手绢递给她。佐登子的手绢和化妆盒都放在被抢走的手提包里。
“请您把撞车的情况大略说一下。”他向拭泪的佐登子说。
“没有看清年轻人的脸吗?”听过佐登子简单的叙述,外浦向佐登子问。
“没有看清楚。因为我摔倒在路上时,他马上就逃跑了。”
“……”
“年龄大约是二十四五岁,四方脸,长头发。记得好象穿了藏色运动衫,只有这些印象。”
“他是对准了您撞过来的啦。”
“他在十米开外就挺起腰板用力踩着脚蹬,自行车的速度飞快,一眨眼就撞过来的。”
“是不是有预谋?”外浦说。
“我也曾经这样想。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又很难说就是预谋。大清早,没有什么行人,汽车都停在一百五十米前等信号,只有一个女人提着大提包过人行横道。那个人看到了手提包,突然动了抢夺的心思也有可能。”
“也许是这样。”
佐登子似乎觉得头部和肋骨的疼痛减轻了一些。也许这种特殊的话题使她减轻了疼痛。
“谁也没有过来看您吗?”
“没有来。他们以为不过是一个女人被自行车撞倒了。他们是不是看到手提包被抢走,这倒不知道。”
奥斯特利奇手提包是引起这场灾祸的原因。佐登子觉得仿佛受到川村正明的报复。
“那么,汽车路过您身旁时也没有停车吗?”
“都漠不关心地开走了,人情淡薄呀。”
“确实没有人情味了。不过大家都忙着要走,也许又怕被警察拉住当证人。如果一旦当证人,就离不开现场啦。因为怕惹上这种麻烦,所以装着没有看见就开走了吧。”
“不过走在最后的车停下来了。象个公司职员似的一位好心的人,把我扶到这个电话亭。当时因为心情紧张激动,忘记问了他的姓名。”
“织部女士,被抢走手提包的事你对他说了吗?”
“差一点要说出来,但是忽然想到事关重要,就收住了。”
“您没有说出被抢劫的事,真是了不起呀!”
“我不敢说。”佐登子咬了咬嘴唇。
“说出去就不好办了。我们必须要对这次事故保守秘密。”
“……”
“绝对不能向警察报告两千万元被劫抢的事,虽然心里窝火也没有办法。”
佐登子低下了头。外浦看着她的脸。
“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再要问您。手提包上写有你的名字吗?”
“没有。”
“手提包里有没有可以证明您身份的东西?”
“只有化妆品、手绢和钱包。钱包里有一万元钞票七张,千元钞票五、六张,汽车驾驶执照和名片没有放在里面。”
“那个抢劫犯最好不要被人抓住……”外浦眼睛向上,自言自语地说。
佐登子也怕这一点。
“两千万元是个大数目。抢钱的家伙如果是年轻人,他就会乱花钱的。这就很可能引起警察的怀疑啊。”
“不过,那个贼并不知道我是哪里的人呀,只见到一个女人横穿马路罢了。我穿着这副模样,从服装上也难找到特征。而且没有人报案,所以那个贼被抓住了,警察也没有办法找到被抢劫的人。”
“我也希望是这样……”
“啊哟,警察能知道我被抢劫的事么?”
“不会知道吧。为了要把这次案件隐瞒起来,即使警察闻到了什么,拽到您那里去问……。我想绝对不会有这种事,不过万一有这种事,你要否认到底。”
“当然会那样做的。”
佐登子觉得头痛起来了。无意中用双手按了按头的两侧。
“不要紧吗?快去找医生看吧,我马上用车送您。”外浦看着佐登子。
“外浦先生!”佐登子仍蹲着说:“两千万元由我向那边赔偿就是了。”
外浦一言不发,注视着佐登子。
“所以,关于这事请您什么也不要对先生说。”
“……”
“我刚才不知怎么啦,不该给外浦先生打电话。其实我自己拿出两千万元交给那边就可以解决的事,这一撞把我的心搅乱了。还是我考虑的不周到啊。”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看来,只能同意你的办法,除此之外无法说别的了。”外浦谅解地说。“我们不会向寺西报告这次事故的。”
“谢谢,外浦先生。”佐登子微微点头。又自言自语地:“为什么不早一点想到这样做呢。我这是怎么啦!”……说是由自己赔偿,但对方和我是“一家”,完全可由自己内部来解决。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出这些呢。佐登子在心里说。
从外浦的表情看,听了这番话他也放下了心。
“刚刚从外浦先生接到钱,突然碰上意外的事情,所以未经考虑一下子给您打了电话。”
“不管怎么样,首先要去找医生治疗伤口。我用车送您去,请快站起来吧。自己能站起来吗?”
外浦站起来后向佐登子伸出双手,佐登子拉住了他的手,勉强的撑住双腿。但佐登子的身子在摇晃,几乎要倒在外浦的胸怀里。
“外浦先生,请您赶快回去吧。”佐登子把身子站稳后说。“我打电话叫波子来,坐她的车到医院去。”
这是众议院第一议会馆三层的烧水间。下午两点左右。各个议员办公室的女秘书四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在这个时间,院内的各委员会大都在开会,大部分委员都不在房间里。烧水间成了女秘书们聊天的好地方。“议员大杂院”三层四十二个房间的所有女秘书并不都是互相友好的。这里也有朝、野党之分,在朝党又按派系分成帮伙,还有根据个人之间的好恶和亲疏的区别。常常几个人一道来打水,洗茶杯,相亲相近的好朋友自然地留下来,而被冷淡疏远的几个就匆匆离去。现在她们的话题是怎样处理来请愿的人们送来的礼品。
“我们的先生是把礼物中最好的拿回家去,剩下的叫我们分。他本想都拿回去,不过人家已经送到会馆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勉勉强强分给秘书们。”
有一个女秘书说:“在东京有家的议员们把礼品拿回家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住单身宿舍的议员们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我们的先生,在宿舍壁橱里有满满的礼品。太太从地方每月来一次,把礼品乾净利索地捆好,然后用卡车送到家里去。”另外一个女秘书说。
“我们的先生每次回家乡时,象搬运工人一样,双手满满地提着礼品,去孝顺在老家的太太。”
“我们的先生小气,送到会馆来的礼品自己贪婪地收起来,宁肯这些东西臭了也不给秘书。每周末,住在东京的儿子和女儿们到宿舍来把积存的东西分走呢。”
“那还不算干脆。听说,隔壁的先生是让第二秘书开车把礼品送到都内的儿子女儿家呢。”
锅屋进到川村办公室。他不理会坐在那里的第一秘书和第二秘书,一直走到尽头的屋里。川村从委员会溜出来回到议员办公室,学美国人派头把穿着鞋的双脚搭在桌上看报。
“啊!”川村把报纸放下来向锅屋笑笑。
他是用电话把锅屋叫来的。锅屋把隔开秘书室的房门关上,坐在川村旁边的沙发上。
“你知道织部住院的事吗?”川村问。
“不,不知道。”锅屋露出震惊的神色,焦急地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听说是两天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