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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是那天早些时候一个女乘客遗落在计程车里的。
11点半时，犯罪调查实验室作出了反应，来自圣拉斐尔市的鲍伯·达吉斯和来自帕塞菲卡的比尔·柯金达尔来到了现场。他们是警局里最出色的两名实验人员，都是指纹专家。达吉斯和柯金达尔在计程车内仔细地搜寻着凶犯可能留下的任何潜在指纹。
当一个人的手接触到头发或面部等油脂分泌较旺盛的部位时，沾在手掌或手指上的油脂会将指纹转移到物体表面，从而形成潜在指纹。手上分泌的汗液不足以在物体表面留下显现的指纹印记。除非手部曾接触过油脂或灰尘，否则留下的指印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必须在物体表面刷上一层灰色或黑色的粉末，才可使之显现，随后便可以用透明胶带提取显现的指纹，并将其敷在一张3×5英寸的纸板上，纸板的背景色要与指纹形成反差。
指纹专家们标记出了潜在指纹的分布点，测量了在车顶部与车底板上所发现的指印之间的距离，并让照片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整个区域进行了拍摄。之后，根据车上的行程记录器，所有可能在那天乘坐过该计程车的人都需要被找到，提供他们的指纹，与经实验室处理得到的任何清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车内提取的指纹中，大部分都是不完整的，抑或有多层重叠。同时还需要采集史坦恩的指纹，不过在黄色计程车公司的档案中应该能够找到。警方需要仔细检查受害者的双手，以寻找任何切口、瘀伤或被扯裂的指甲，同时还要检查受害者的头部。
托奇注意到，在史坦恩的左手上有两条长长的深色印记。或许在面对枪口时，他伸出了手来保护自己。
接下来，两名实验人员发现了本案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几处右手的血手印。这条线索以及发现该手印的位置将自始至终都作为保密信息，不为外界所知。
经验尸官批准，受害者尸体转移到了停尸房，代理治安长官舒尔兹和金德里德负责保管尸体。
那几个少年目击者对凶犯外貌的描述极为模糊，托奇和阿姆斯特朗于是决定扩大搜寻范围。“对整个地区进行彻底搜查！”托奇命令道，“寻找任何一个符合下述相貌特征的人：深色夹克，船员式发型，大块头，身材粗壮，结实……”
警犬队开始在周边街区搜寻，看有没有人藏匿在房屋入口处，车道上或者树荫下。
托奇和阿姆斯特朗费了很大力气寻找其他的弹壳或弹孔，但最终一无所获。在为搜寻到的子弹作标记时，需要十二万分的谨慎，这样才不会破坏子弹被发现时的状态。任何被找到的废弃弹头都要由警官在弹尖上留下特殊标记，而决不能在弹头两侧作记号，这样才能保证弹道痕迹不会被破坏。从可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保管就时刻处于追踪之下，因而一系列的合法证据都可以得到妥善保存。而犯罪调查实验室则需要对致命弹头，致命弹壳以及受害者身上任何有火药灼伤痕迹的衣物进行研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对致命凶器本身进行研究。
普西迪军事基地当时是第六军团的驻扎地，位于彻立街与华盛顿街北面，一个半街区以外。这个基地全天候开放，几乎没有任何保安措施或设限区域。警探们从附近居民那里得知，有人当晚曾看到一个粗壮敦实的身影从朱利尤斯·卡恩运动场上猛冲而过，继而钻进了普西迪基地浓密的灌木丛中。在托奇的指挥下，从火警部门借来的高强度的探照灯被移入那个区域，以照亮整片场地。巡警们开始一棵树又一棵树，一个灌木丛又一个灌木丛地搜查。探照灯的光线穿透了夜晚的天空，从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
他们一心希望，那个追捕目标就在前方不远处的灌木丛中狂奔，试图将自己隐藏在普西迪基地那片广袤的绿地里。他们一心希望，就在前方不远处，杀害保罗·史坦恩的凶手正悄无声息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束手就擒。
由当地最优秀的七只搜寻犬组成的警犬巡逻队，齐集在普西迪基地的前门入？处，继而分别部署在不同的方向。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警犬一直迅速而果敢地行动着，在高墙内的浓密灌木丛中嗅着气味。
阿姆斯特朗和托奇考虑到了种种可能性：凶手会不会在迅速穿过了幽暗的树林后，从普西迪基地面对理查德森大街的出口逃脱，接着跑上101高速公路，途经福特加油站，到达金门桥，最后隐入了马林郡？他会不会在横穿朱利尤斯·卡恩运动场之后，快步向南走，回到了杰克逊大街？
在与史坦恩的雇主，黄色计程车公司的老板雷罗伊·史威特通过电话后，警方了解到，这个司机在晚上9点45分时接到了派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目的地是第九大街500号。因为他迟迟未到，这份活儿便交给了另一辆计程车去做。史坦恩被发现时，车里的计价器还开着，时间显示为晚上10点46分，车费累计6。25美元。这些情况说明，史坦恩在前往第九大街的途中又接了一名乘客，而这名乘客正是杀害他的凶手。
依照计价器的读数所对应的距离原路返回，便可大致确定凶手招呼这辆车停下的地点。在1969年，这个城市的车费是全美最贵的。比如一段两英里的路程，史坦恩应向乘客收取1。35美元的车费。
“首先要弄清的是，凶犯是怎样到达剧院区的呢？他有没有回到自己的车里？现在他的车是不是正停在市中心的停车场和车库区？”托奇寻思着。
凌晨1点时，史坦恩的计程车被一路拖送到了法院，后面跟着达吉斯和柯金达尔的车。
2点钟，警方放弃了搜捕行动。阿姆斯特朗和托奇离开了现场。
而一个杀手则从容地在这片繁华而典雅的街区中大步穿行而过，最后消失在了雾霭之中。
1969年10月12日，星期日
整整一晚，直到第二天清晨，收音机都在不停地播放着警方对案犯的外貌描述。此时，军警在普西迪地区的搜捕行动也已终止。
警方将史坦恩的死讯电话通知了他的妻子克劳迪亚。10分钟以后，也就是1点30分时，达吉斯和柯金达尔在法院的扣押室内开始对史坦恩的车进行搜查。这是黄色计程车公司的912号计程车，加州执照Y17413。他们全面检查了这辆车，以寻找弹壳，弹头，弹孔或任何其它线索。
那天上午，刚过9点半，对史坦恩尸体的解剖便开始了。
那间乳白色的，冰冷的法医科解剖室位于法院楼后，从这里再上三层楼就到了托奇的办公室。储存室里的尸体都置于抽屉式斜面金属解剖台上，每个抽屉都像长途汽车的存物柜一样，外面标示着号码。解剖室里的温度保持在华氏60度，在它旁边是华氏38度的不锈钢尸体冷藏柜。凄冷的荧光灯驱散了所有阴影。病理师们穿着绿色的手术袍，戴着厚重的胶皮手套，衣服袖口向上卷起。通常情况下，主验尸官将亲自对尸体进行观察或解剖。一份验尸报告的内容至少要包括死者年龄、性别、种族、体格以及显著的外貌特征。种种死亡迹象，比如尸僵、尸冷、尸斑、腐烂等，也要记录下来。除了对头部和躯干的外部检查，还需要仔细观察尸体内部器官的状况，包括对胃内容物、颈部、脊髓、颅内、主动脉以及心脏的检查。最后要将一个一端穿绳的红色吕宋纸标签系在尸体右脚大拇趾上。
在清除血迹和污渍之前，要在病理师的指导下对未褪去衣物的尸体近距离拍照。从伤口处提取的任何材料都要保留下来以进行粉状微粒检验。为了排除其他任何可能的死因，即使尸体上的洞孔不是盲管创，整个验尸过程都需要进行一遍。所谓“盲管创”是指一个物体进入体内后未脱离人体，如果物体在进入之后又脱离了人体，则称之为“穿通创”。
验尸官检查了史坦恩头部的枪伤。伤口呈锯齿状或星状，火药与烟灰在头皮与颅骨之间形成了一个气囊腔，在极度高温的灼烧下已经变黑。烧焦的痕迹从伤口四周向中心汇聚。在枪火和气态物质的作用下，一些粉状颗粒深嵌入锯齿形伤口周边的皮肤中，仿佛纹身图案一般。史坦恩太阳穴上的烟熏痕迹以及成焦炭状的伤口都表明，开枪时枪口曾紧密接触受害者头部。以此种方式射击，子弹的射出口会比射入口小得多，而在非紧密接触射击情况下，情形正好相反。在计程车司机一案中，子弹没有脱离人体，而是留在了史坦恩体内。
尸斑，即在尸体上最低部位出现的紫色斑点，大概在死亡两个小时之后产生。由尸斑可以大致推断出死亡的时间。史坦恩头部、颈部、下颌及眼睑周围的肌肉已经僵硬，这是尸僵产生的最初表现。两到三天之后，硬化现象会开始消失。
在解剖进行的同时，那几名少年目击证人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根据他们的描述，一位人像合成专家将制作一张凶手外貌的合成素描像。他拿出了他的乌木铅笔，橡皮擦和16镑重的斯特拉兹摩尔绘图板。
汤姆·马克里斯是整个加州最优秀的警方人像合成专家。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你必须要让目击证人充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对事件细节的记忆力是无穷的。在整个过程中，你要引导他，同时感受他的内心，他的思维活动，他的发散而无约束的想象。”同样，那名人像合成专家的工作也离不开他的感受与直觉。跟大部分同行一样，他收集了一个图库，都是不同脸型，发型的人物照片。目击证人需浏览一遍这些照片，直到他们找到与嫌疑犯相似的面孔。接着人像合成专家以此为基础，画出凶手面部的全貌，因为那些面部照片就是以这种方式拍摄下来的，这样才能便于将素描像与诸多照片加以对比。但在凶杀案中，要得到精准的凶手外貌描述通常是最困难的，因为目击者当时的注意力很可能都集中在了凶器上面。
“他身材粗壮，”少年目击者称，“看上去有5英尺8英寸高，穿一件深海军蓝色或是黑色的皮制大衣，深色长裤。”
“他的脸型呢？”专家问，“三角型？圆型？还是方型？和这些中的哪一个接近？”
半个小时之后，专家将尚未完成的合成素描像给那些孩子看了看，并说在他作画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一旁看着，这样可以协助他改正或确定人像的细节。
“前额是什么样的？眼睛？鼻子？耳廓大不大？头发什么颜色？长发还是短发？
“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脸上是否有伤疤？我画的这个鼻子像么？这样更好些？好的。还需要改一下哪个部位呢？两眼之间的距离是这样么？要不要再远些？看上去与他的年龄相符么？”
根据几个少年的描述，凶手应是一名白人男子，有略带红色或金色的海员式短发，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戴着眼镜。
阿姆斯特朗和托奇决定发出87…69号公告，将完成的合成素描像公之于众。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家计程车公司都收到了一份。警探们想要提醒计程车司机们注意，一系列针对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