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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上你的名字。”老刘继续说着“日期。”待他签完以后，他打开印泥，说“按手印。”赵庆国按完手印后站起来。老刘向余书记说道：“这见证人还得由余书记签。”
余书记在材料纸上签完字，按上手印后站起来说：“买东西还是规规矩矩地在商店里买，这样的货买不得。”
“包装电视机的纸箱呢？”周朴实问。
“在床底下。”赵庆国说完便从床下拖出纸箱。
周朴实和老刘把小碗柜上的电视机抬下来放入纸箱内。说：“你得带我们去收另外那三家的电视机。”
“那怎么好意思去呢？还是余书记去吧。”赵庆国难为情地说。
“都一起去吧！”周朴实说完便和老刘抬着电视机往楼下走。走到楼梯口处，那个叫二娃子的男孩拦住，紧紧地抱住电视机吼道：“凭么是抬我家电视机！不能走！”赵庆国把二娃子拉到一边让他俩走下去后才跟下来。待大家都上了汽车坐稳后还听见二娃子在楼上哭叫，但从窗户上看进去不见他的人影，只见瘦女人靠在窗户上的背影，想必一定是坐在地上哭叫吧。
汽车开下山，绕过白色的机关大楼，穿过煤场，爬上山腰在一栋红色二层楼下的路边停住。周朴实、老刘、余书记和赵庆国下车，大家跟在余书记的身后从这二层楼房中间楼梯上去。这楼的外侧是厨房，内侧是住家，楼梯的左侧有五户住家，右侧有五户住家。余书记在左侧第二家停下，厨房里一位正在洗衣服的中年妇女转过身看见余书记后一边用围腰擦拭着手一边说：“余书记今天怎么得空来了？”
“吴文兵在屋里么？”余书记说。
“出去打工了，你知道的呀。”那女人说。
“把门开开到屋子里说。”余书记说。
那女人推开厨房对面的房门让大家进去后才跟进去。这住房是套间式的，两间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平方米。外间很暗，电视机就摆在一个老式五屉柜上。余书记看着电视机说：“这是汉水市铁路公安处来的人，为你这台电视机来的。”
“这电视机怎么了？”女人说。
“这电视机是小偷偷来卖给你们的，现在来人要收缴。”余书记说。
“那是我们花了两千元买得来的。”女人说。
“那没法子，赵庆国那台都收了。”余书记说。
老刘把提赃笔录放在桌子上说：“来，在这提赃笔录上签个字。”
“签么是字呀，我没有文化。”女人说。
“她是没有文化，我来签。”余书记说。
周朴实走到楼道上向楼下的司机小李喊道：“还不上来帮忙抬电视机。”
“你这装电视机用的纸箱呢？”老刘问。
“孩子他爹打工走的时候装被子带走了。”女人说。
老刘看司机小李进来后说：“小李把电视机抱到车上去。”
小李走到柜子前把电视机抱起来向门外走去。女人无奈地说：“那我花了两千元钱怎么办？”
“那我们管不了，谁让你不按正当途径买电视机的。”老刘说。
女人眼里噙着泪水几乎快要掉了下来。老刘没有理会她，跟余书记说：“到下一家吧！”
余书记向那女人问道：“廖昌生屋子里有人么？”
“他俩口子都出去打工去了，只有他老娘和娃子在屋里。”女人低着头说。
余书记走出门，在左侧顶头那家房门前停下，用手敲了敲门。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把门打开，看到余书记说：“余叔叔。”
余书记走进去说：“梅梅，你爹妈呢？”
“爸爸、妈妈都到广州去了。”梅梅说。
周朴实进来看见外屋的一张小床上躺着一位老太太，像是睡着了。和吴文兵家一样的五屉柜上摆着那台电视机正在播放着节目。余书记小声地跟梅梅说：“你奶奶的病怎么样了？”
“还是那个样子。”梅梅说。
“没有带到医院里去看看？”余书记说。
“带不动，只好到医院给她开的药。”梅梅说。
“你没有上学？”余书记说。
“放假了。”梅梅说。
“是这样，你们家这台电视机是贼娃子偷得来的，这是汉水铁路公安处的人来收缴这台电视机。”余书记说。
老刘拿出提赃笔录让梅梅在上边签字，梅梅老老实实地在上面签上字，然后按上手印。他又让余书记在见证人一栏上签上名，按上手印。小李进来，周朴实向他示意了一下，他便将那电视机关上，抱出门外。
周朴实和老刘随后跟了出来，看见赵庆国和那女人站在走廊处私语，他俩都没去理会他们，径直走下楼去。站在汽车旁等待余书记下来后问道：“还剩一家住在那里？”
余书记说：“上车，往里面走。”
他们上了汽车，看赵庆国没有从楼上下来的意思。周朴实跟小李说：“开车吧！”
汽车顺着公路开了不到一里的路程，余书记就喊小李在路边一栋平房门前停车，周朴实和老刘跟着余书记一起下车，走到平房左侧第一个房门前。余书记敲了敲门，一位生的白晰而文静的妇人把门打开，语气温和地说：“余书记来了，快进来坐。”
周朴实跟在余书记身后进去，他第一感觉是屋里气温暖和，房子的空间比那二层楼房里要宽敞的多，客厅的地上摆着好多的盆景。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老式五屉柜的上方墙壁上挂着的一个大镜框，里面镶着老妇人和她爱人许多不同时期的黑白照片。中间一张是老妇人和她爱人在一起的半身合影，她年青的时候生的真是漂亮可爱，旁边的丈夫也十分的英俊潇洒。一张全家福合影，俩人身前站着一位胖胖的女孩和一位奶生奶气的小男孩。那女孩笑的很甜蜜，就像她的妈妈一样漂亮可爱，每人胸前都佩带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对这女孩和她妈妈的像貌非常地熟悉，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见过。
一位老人从卧室走出来。说：“你们坐，坐呀。别都站着啊。”
“这就是我们煤矿的总工程师朱正义。”余书记站在屋子中央向周朴实和老刘介绍道。他又侧身转向老妇人说“这是朱工的老伴何大姐，是我们厂的医生。”然后用手指着周朴实和老刘说“这是汉水市铁路公安处的周主任和刘主任。”
“呵，城里来的人啦。我们这很长时间没见过城里来过人了。坐，坐。”朱正义说。
周朴实仍然不忍心离开照片，他看着朱正义夫妇俩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说：“朱工在北京呆过？”
“在那上大学。”朱正义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身体很衰弱。和他照片上的人比，真让人不敢相信他年青时是那么的帅气。
“老知识分子了。”周朴实说。
“那里，那里。赶上了文革，成份不好，没毕业就下放了。”朱正义说。
老刘给朱正义递上一支香烟。朱正义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没这个爱好，也没有给你们备着。”
何大姐沏好茶水为老刘端了一杯，然后端给周朴实一杯。周朴实接过茶杯放在柜子上时，突然发现玻璃底下的几张女人的彩色照片竟然是昨晚在贡昌市遇见的燕子。他一时蒙了，他真不敢想信这是事实。他抬头再看看镜框里的小女孩，再比较玻璃底下的女人，这是他们的女儿呀，是燕子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慢慢转过身说：“朱工，你有两个孩子？”
“可不是，一儿一女。”朱工说。
“都工作了吧？”周朴实说。
“这年头到处在下岗，到那工作去。”朱正义说。
“姑娘去了广州打工，儿上大学去了。”何大姐说。
“我们朱工的儿子可是我们宗源县的状元，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这在贡昌市也是屈指可数的。”余书记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嘛。”老刘坐在沙发上抿着嘴说。
“有啥父哟，儿子上大学的费用都供不起，苦了芳芳在广州打工挣点钱供她弟弟上学。”何大姐说。
“你们俩口子退休金应该拿不少吧？”老刘说。
“我一百八，他三百，加起来还不到五百元。人家年青一点的还能出去打工挣两个钱，他一身的病，只会在家养个花。”何大姐说。
“现在广州打工也不是那么好挣钱的。”周朴实说。
“我们家芳芳还好，在酒店唱歌，每月能拿两、叁仟块。”何大姐说。
“何大姐，您做医生的可以晚点退休，您的身体还这么好。”周朴实说。
“这退休和没退休都一样，也没闲着，还不是在矿上给这个看病给那个看病的。”何大姐说。
“那就不应该按退休对待了。”周朴实说。
“余书记在这里，你问问他。”何大姐说。
“我们这个矿就这条件，拿不出多的钱。这几年也多亏了何大姐，卫生所里那几个人都走完了，这近百十号人老的老，小的小都指望着她。她真是不计一分报酬。”余书记说。
“何大姐的思想好嘛。”老刘说。
“退休在家闲着也没事，能为大家做一点是一点。”何大姐说。
“余书记，我们刚才去那家床上躺着的那位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周朴实说。
“那老太太不行了，得的是癌症，晚期肝癌。”余书记说。
“那小姑娘说带医院去看病带不动，我想我们的汽车总是要到贡昌市去的，可以帮她带去。”周朴实说。
“那不得行，她家那有那笔钱呢？只能在家里等死。再说老太太那个样子走到半路断了气还不好交待呢。别揽这事。”余书记摆着手说。
“哪家的老太太呀？”何大姐问。
“就是梅梅的奶奶。”余书记说。
“梅梅的奶奶呀，这可苦了梅梅。廖昌生两口只指望供这丫头上大学，双双去了广州打工挣钱，那老太太躺在床上两年全凭梅梅擦洗。”何大姐说。
“姑娘学习怎么样呢？”老刘问。
“嘿，那可是在班里数一数二的。”余书记说。
“唉。”老刘叹息道“我那个丫头那么好的环境就是学习跟不上去。”
“这主要在做父母的从小引导，孩子大了就基本定型了。”何大姐说。
“何大姐，你姑娘芳芳当初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呢？不会是重男轻女吧。”周朴实说。
“我家芳芳从小学习就好，偏偏高考那会生病，差那么几分没有录取。我们家可没有重男轻女那念头，要是那会考上了，我俩口要饭也要供她上大学。后来听说上技校包分配工作，我俩口子花五仟块钱供她去上技校。谁知毕业了到也是分配了，咳！”何大姐右手背打在左手掌心上说“真气死我了，工作了刚一年这单位就倒闭了。”
“不提那事了，我姑娘还不是分配去不到一年下岗了。”余书记两手撑在大腿上，低着头说“朱工呀，我今天上门没别的事。这两位公安的同志今天来是为了你这台电视来的，这电视机是贼娃子偷得来的。他们今天来是为了收缴这台电视机。”
“看吧，我们又上当了。”何大姐又用右手背打在左手掌心上说。
“我想公安的上门就没好事。”朱正义沉默了片刻说“按理应该收缴，拿去吧。谁让我们只图便宜呢。”
“朱工，我们有点对不住您了。”周朴实有些歉意地说。
“这不怪你们，是你们该做的工作，都不去做社会不乱套了吗。”朱正义说。
老刘这时把事先准备好了的提赃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