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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是一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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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车中回忆
闻着山脚下，
沁这柴草清香的炊烟，
占课烟囱上冒出一条淡淡的线，
我的思绪越飞越远，
一下被扯到了四十多年前。
那一年，文革巨大漩涡，
搅得天在转，地在转，
我们这批黄嫩青年，
一下子被刷到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有黄土，
风沙滚滚遮住天，
我们一腔热血两身汗。
要让荒山高粱红，
要让稻火赛江南。
白天挥汗夺“高产”，
夜晚被窝里面泪涟涟。
嚼着带沙的饭，
饮着苦涩的泉。
“吃土也要干革命。”，
不知是哄自己，还是哄老天。
十几年，十几年，
终于，秃山点上点点绿，
糙碗盛上白米饭，
青春热血都涌进，
怒吼的风，刺骨的寒。
临走，胸中涌出一股眷恋，
为何绳儿把心牵？
在时嫌她苦，嫌她难，
别时，又舍不得扯，舍不得剪，
希望她断，又怕扯断。
一晃又是几十年，
背有些驼了，鬓角已斑，
我们爱回忆了，爱寻找了，
寻找历史车轮驶过的瞬间，
车轮与铁轨的锤炼，
一朵朵花的飞溅。
哪一朵花是你？
哪一朵花是我？
它们点点的闪亮。
是照亮了别人
还是照亮了自己的心田？
车厢里的灯渐渐亮了，车厢外面渐渐暗了，天由灰色变成浅蓝，变成深蓝。又变得有些黑黑的朦胧，只有远处一盏又一盏闪烁的灯，给昏沉沉的夜增添了些许的活力。
列车在轨道上行驶着，隔一段时间要咯噔一下，隔一段时间又咯噔一下，间隔很快，很均匀，那是一段铁轨和另一段铁轨的接缝处，为了防止热胀冷缩，两根铁轨不能接的太紧，中间要留一定缝隙，车轮在上面压过，所产生的声响。
车厢里的知青慢慢安静下了，有的仰在座背上昏昏欲睡，有的趴在座椅中间的小桌上闭目养神，有的仍然窃窃私语。
王大力趴在小桌上，眺望着窗外黑乎乎的夜，心里有一股酸酸的，又空荡荡的感觉。
离开北京了，就这样去插队，他的心理有些不甘，自己刚刚十七岁，就要远离北京去山西，去那个没去过，也不知道的地方。今后会怎样，吃的怎样，住的怎样，那里真的有像老师动员插队时说的那样的半人高的白菜，亩产千金的高粱？
车厢外暗暗的夜色，偶尔一闪而过的一盏两盏孤零零的灯光，使他又陷入到这几天一系列有关插队事情的场景：
那是在一个北京名牌中学初二3班的教室里，他们是北京的一座男子中学，他是1964年九月上的中学，应该六七年七月毕业。然而就在他们上初中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也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斗老师，打校长，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到外地串联，后又学工，学农，六七年没毕业，好不容易熬到六八年，十月的这一天却号召他们上山下乡。
教师在教学楼的二层，这座教学楼是日式的教学楼，推拉门，木地板，灰墙，走在教室的地上，嘎嘎直响。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低头忍声憋气的老师，他们的班主任赵凤同老师，四十左右的年纪，走到讲台前，双手轻轻拍拍坐姿，双眼放出文化革命以前讲课时才有的那种威慑人心的眼光，轻声地说：“同学们静静，静静。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四十五个座位的教师，只坐着十七八个同学，其余的学生都没来，因为文化革命上学一只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从没有人管你。有时一天就只有一两个学生，只来教师瞅一眼就回去的情景。来十几个人，已经是不错的了。
同学们有些诧异地看着老师，真不知道这位让自己斗过，又给戴过纸糊的高帽子的老师会说什么。
“同学们，上面”老师用手指指屋顶，“指示我们去山西插队，我们学校是试点，全班端，基本全去。”
座位上的十几个人一下子安静下来，半天没有一人出声，同学们看着老师，老师看着同学，这样静静地大约有两三分钟，才有个叫李宝成的同学问：“老师，咱们去山西哪啊，是太原，还是大同？”这位李宝成是班里的书记，思考问题还是比较周到的。
“是太原东北边，二百多里，一个叫忻县的地方。”老师脸上露出一丝一闪而过的微笑，“咱们是第一批去山西插队的，所以找了个比较好的地方，听说那儿的白菜能长半人高，高粱能亩产千斤呢。最起码，到那儿饿不着。”
“去县城还是农村？”李宝成又问。
“当然是农村了，插队怎么能去县城呢？”老师脸上又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去插队有什么条件吗？”班长李兵问道。
王大力坐在教室后面的一角，李兵这一问，他马上知道条件，就是出身。因为之前他就听说学校已经招了两次工，一次是去机床厂，一次去煤矿，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出身红五类工农学商兵。父辈必须是工人，农民，学生，商业工人，部队的，并且在这个岗位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父辈有这类历史问题的子弟，都没要。
老师说：“插队没有条件，只要愿意插队，出身好的，去那里改造自然，出身不好的，去那里一边改造自然，一边改造自己。上面给所有同学都留出路。”
王大力的心里有种茫然的感觉，喜的是：自己这种出身有问题的子弟，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人看不起，被歧视，招工又没人要的人，插队却不挑自己的出身，这确实不错，有一种被人一视同仁的轻松感。
担忧的是：自己一直生活在北京，外地从来没去过，也没到过农村，最远只去过通县和海淀。要去千里之外的山西，在地里干活，当一个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自己从小当一个科学家的愿望又差距太远了。
王大力糊里糊涂回到家，跟妈妈说起插队的事，妈妈长叹一口气：“这是抓丁啊，不去估计不成。这样吧，明天我找一下学校说家里困难，瞧能不能留在北京找个工作。”
第二天，妈妈去了学校，回来时满脸愁容说：“算了吧，学校说现在学校归工宣队管，我又去找工宣队，工宣队那个赖队长没听完我的话就说招工出身好的都轮不上，哪轮的上出身有问题的。出身不好的去了工厂，要心怀敌意，炸了工厂怎么办？”
妈妈说，那农村就不怕出身不好的？赖队长哈哈一笑，农村大啊，黄土地上什么都没有，怕什么，出身有问题，种庄稼去吧。没看以前右派和反革命都往农村和边疆打发。一挥手，把妈妈轰出了办公室。
王大力听到这，心里很难受，想当年，在上小学时，他是以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市里的名牌男中，那是，街坊四邻谁不夸他，走路上也能感到坐车路边的叔叔大妈羡慕的目光。那时候，心里美啊，傲啊，心想长大一定上大学，当科学家，替这个出身不太好的家庭争争气。
可没想到，初中没毕业，竟赶上文化革命，现在乞求当一个铸锅厂和煤矿的工人都不行，非让自己插队，他不知道插队是好是坏，但是比煤矿和铸锅厂的工人都不如，那肯定是不好的了。想到这，他的心一下沉了下来。
犹豫两天之后，他终于报了名，拿到学校开的单子去转户口，转户口的老警察，凝视了王大力一会儿，慢慢开口问道：“你转户口要去山西插队？”
“嗯！”
“北京户口转出去再想回来可难了，你可想好了？”
“想好了。”
“和家里商量了吗？”
“商量了。”
“唉！”老警察叹了口气，声音放低了说：“那就办手续吧。”
王大力办完户口，到学校领了三十二源的插队安置费，做了个新被子，褥子，就等着出发。
在走的前几天，妈妈对大力说：“你走也不知道那时回来，也没见着你爸爸，你去找一趟你爸，顺便让他借点钱，让你带上，家里确实没钱了。”
王大力的父亲原来是在文化部工作，五五年肃反，说她解放前当过黄埔二分校的学生，又参加过国民党，虽然是个文职官员，没杀过人，没打过仗，但依然算有历史问题。
于是，赶上一次运动，就被贬一回，再赶上一次运动，又贬一次。由文化部贬到文化局，有文化局贬到建工局，油建工局贬到建筑公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让他修路去了，不在市里，到郊区延庆八达岭修路去了。
这时已到十一月中旬，天寒冷，王大力没去过延庆，他依据别人给的地址，从德胜门外坐长途汽车去找父亲的。
也不知做了多长时间，商务酒店离的家，下午四点才找到工地，那是在半山坡上搭起的几顶帐篷里砖头架着三个床板，每个床板的顶头摞着一卷被褥，帐篷口坐着一个年级约六十左右的老头，蓬头垢面，正在低头烧着几个细细的树枝，帐篷里冷冷清清地弥漫着浓浓的烟雾。
老人一见王大力走近，慢慢站起，大力才发现这老人身材很高大。
“你找谁？”
王大力说了父亲的名字，那位老者热情地问：“你是他的？”
“儿子。”
“噢。”老人脸上露出意思淡淡的笑。
听王大力家少完自己的来意后，老人让王大力坐在他父亲的地铺上，一边指着帐篷里的三个铺位，一边自嘲地说：“我们这个帐篷里住三个人，一个你父亲，一个我，一个老关。你父亲你是知道的，我呢姓李，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师长。老关呢，解放前是一个宪兵。”
老人顿了下，继续说：“我们都有问题，所以都在这接受改造。”
王大力一进屋其实一眼就知道了大概，现在听老李一介绍，心里更加明白，这个帐篷是被半管制的，父亲自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半年才让回次家。最近半年，才三个月让回一次家，没被管制，哪能在北京工作，不让回家呢？
过了半小时，父亲回来了。王大力看到父亲又苍老了许多，刚刚五十六七的年纪，头发已经大部分白了，背也有些驼了。王大力向父亲讲了插队的事，并讲要借点钱。父亲沉默了会儿，说希望不大，跟领导说说去，钻出了帐篷。
不一会，帐篷门被掀开，王大力以为父亲回来，可回来的不是父亲，是一个也近六十多岁的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老人向大力点点头，径自到他的地铺上坐下。
老李向来人介绍了下大力的情况，也像大力介绍了进来的老人。大力指导这人姓关，连忙站起叫了老人一声：“关叔叔。”
只见老人眼眶闪亮了一下，似乎有泪要流，然后又向大力拜拜手，轻声说：“坐下，坐下。”
又过了一会儿，大力父亲回来了，刚帐篷就坐在了地铺上，摇摇头说：“领导说了，不借。插队还要什么钱，农村管吃管喝的……”
王大力听到这，一股酸楚从心底泛起，眼眶里有了泪，他没有让泪留下来，起身说道：“爸，我也看到您了，我回去了。”
父亲留他吃完晚饭再走，他没同意。在要钻出帐篷时，只见老李和老关一人手里各拿着几张纸币，赛到王大力的手中说：“孩子去插队吧。到哪里，心里要松快点。”
坐在回家的车上，王大力才把兜里三位老人给的钱数了一下，一共八张票子，加在一起是十八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