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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家长辈之间的怨隙并未完全消除，但印在孩子们心灵中的童年的友谊却如冬天的火种般保存了下来，一遇春风便又重新燃烧起来。姚纲同筱文瞒着双方的家长很快便恢复了联系，后来又相约报考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二人之所以不想在北京的大学里读书，原因之一就是想尽可能远地避开双方的长辈，以便自由自在地发展彼此的友谊和爱情。二人在大学读书期间，筱文的父母相继去世，两家长辈中的四位老人只有姚纲的妈妈一直健康地活到了九十年代。
就在姚纲和筱文毕业的前一年，妹妹筱素也考上了这个城市的另一所大学。起初，三个人经常在周末和假日一起出外参加各种游乐活动，但到毕业前夕，姚纲为参加研究生考试而开始紧张地准备功课，难有时间再陪她们一起出去，于是便常常是姐妹俩同其他同学一起外出游玩了。在一次去海滨游览的途中，由于突遇暴雨，姐妹俩乘坐的巴士翻车落入滔滔江水。
为救不善水性的妹妹，筱文忍着伤痛在水中拼死搏击，待将筱素推近江岸让她抓住营救者伸过来的木棍时，自己终因体力不支而被无情的江水吞噬。那场惨剧夺去了二十几名旅客的生命，筱文的尸体两天后才在江下游数十里外处找到，她的嘴巴微张着，双眼始终不肯闭上，似乎仍有许多话要对世人讲。
姚纲在极度悲痛之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筱素的责任。为此，姚纲改变了报考本校研究生的打算，而考取了筱素所在大学的一个近似专业的研究生。后来的几年，大学里的学习风气已远不如刚刚恢复高考时那样浓厚，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学习的任务都不是很重，即使学校压下来学习任务，学生不学也没有办法。所以，姚纲有许多时间同筱素在一起。慢慢地，两人之间那种本来就无血缘联系的“兄妹”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筱素不再称姚纲为“纲哥”，而改为直呼其名，面对面时则干脆以一个“嗨”字概括之。
筱素的性格与姐姐筱文很不相同。筱文生性温柔持重，待人善良宽厚，从不做过火之事；筱素则聪明活泼，任性顽皮，想做的事便一定要做，谁也劝阻不了。一年以后，筱素便把姐姐生前的这个情人认定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决心托付终生了。那时校园里的思潮已经相当开放，“双十”运动成为时髦风尚，男女同学之间认识十分钟后便可确立恋爱关系，恋爱十分钟后便开始上床履行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他们的前辈和兄长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复杂程序，到他们这一代已被惊人地简化和缩短了。所以有人说，如果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将他们这种“办事”的效率运用到各级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去，那这个国家可就真是大有希望了。
在这样一个春情汹涌的环境里，筱素这个十九岁的少女自然也会受到感染。开始时她还只是向姚纲做一些暗示，希望姚纲能采取主动，试了几次见姚纲不能理解，便索性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睡在姚纲的床上不走了。姚纲哪里是不理解，他不过是在过去那个红色的革命时代多活了几年，革命觉悟比筱素他们这个年龄的人高了许多。在那些变幻莫测的年代生活的中国人，少吃五年咸盐，思想上便会相差一个时代。此外，更主要的是，姚纲始终觉得自己应该代筱文照顾好筱素，生怕有什么事委屈了这个小妹妹而对不起死去的初恋情人。所以，他对筱素的暗示虽然从一开始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但他始终犹豫不决，未敢越雷池半步。
但是，男人的防线从来都是脆弱的，只要女人真刀真枪地发起进攻，没有几个男人的防线不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坚强的革命意志在这种时候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古人所讲“男勾女，隔着墙；女勾男，隔着床”，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当筱素躺在姚纲的床上用双臂娇嗔地钩住他的脖子将一对圆滚滚烫乎乎的乳峰顶在他的胸膛上时，姚纲便再也约束不住人类的原始冲动了，他喘息着颤抖着手忙脚乱地扯去筱素身上仅存的一条短裤和自己身上的全部遮掩物品，重重地趴在了那条冰雪般洁白的胴体上，像一架失去控制的机器疯狂地颠簸震荡起来。
有了第一次，随之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两个人便会激烈地搏斗一番两番三番四番直到筋疲力竭口干舌燥腰酸臂痛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余力为止。姚纲所住的研究生宿舍当时每间房只有两人，同屋的同学家在本市，每到周末便回家去住，给二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得筱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在姚纲的宿舍内度过一两个销魂的夜晚。在校三年，筱素到医院做了三次流产手术。
毕业后两人一起回到北京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是相当容易的，加上双方父母过去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帮助，二人都分别按照自己的意愿寻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姚纲在外贸部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业务员，工作颇具挑战性，很适合姚纲的性格，并且常有借出差之便游览国内外大好河山的机会，同其他行业相比这里的收入也相当丰厚。筱素则在国务院直属的一个金融机构里做事，她所在的局专门负责审批和管理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不过，回京后的生活也有些许遗憾之处。先是姚母对姚纲与筱素的恋爱关系不以为然，后来看到木已成舟，便不再反对他们结为夫妻，但对他们不履行法律手续便行夫妻之事的资产阶级作风则始终大加挞伐。老太太毕竟曾追在丈夫的屁股后面革命多年，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比姚纲他们这些仅受过二十几年党的关怀教育的年轻人自然要高出许多。姚纲是个孝子，不愿惹母亲生气，并且考虑到结婚的条件也已成熟，便在争得筱素的同意后开始为自己操办婚事。那时正流行“旅游结婚”，就是把新婚蜜月安排在游山玩水的旅游途中。二人一致同意采用这种方式，并雄心勃勃地选定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旅游路线：哈尔滨、大连、上海、厦门、桂林和重庆。动身后，开始的两站还算顺利，北国城市那粗犷放任不拘小节到处是垃圾的威武雄姿，以及东北人那直爽豪迈动不动便破口相骂挥拳互打的淳朴民风，都使他们大开眼界。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不小的意外。
经上海外贸部门的朋友介绍，姚纲和筱素选择了一座外滩附近的旅馆居住。据说这座旅馆是三十年代建造的，设施虽已十分陈旧，但楼的质量很好，暂时并无坍塌的危险。那唯一的一部电梯需要由专人操作，每在一层楼停下时，操作员便要站成骑马蹲裆式，伸出双臂使出吃奶的力气“嗨”的一声把电梯门打开，待要出的人出去要进的人进来之后，便又以同样的架式使出同样的力气“嗨”的一声再把电梯门关上，那工作看起来是要有些功夫才能做得来的。虽然如此，但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这座旅馆仍是举足轻重的外事接待场所，住进来的客人以团体旅游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为多，姚纲和筱素这样的“内宾”有幸在此逗留，纯属上海外贸部门的朋友来此开后门的结果。
旅馆所处的位置极佳，凭窗俯视，黄浦江面一艘艘悬挂着各式国旗的巨轮，南京路上黑压压蚁群般的行人，以及映得人头晕目眩的满城的霓虹灯，全都尽收眼底。步出旅馆左行十几米再穿过一条马路，便是那举世闻名的“外滩”了。那里的一个公园据说过去曾挂着一块牌匾，上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然而现在时代不同了，不管是华人还是洋人已都可自由出入，只是狗仍然不准入内。
沿公园下来是一条上千米也许更长的堤墙，伏在堤墙上看着汹涌的江水和随着波浪起伏的满江的舟船，听着江涛拍岸的巨大声响，是来上海旅游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体验。但如想有这种体验，则最迟必须在晚饭之前赶到江边占据一席之地，稍晚一点这里就无立锥之隙了。
晚饭后这里便成男女青年幽会的最佳场所，只见亲密相拥的一对对情侣沿着堤墙一线排开，其密实程度决不亚于那水泥堤墙的分子结构。据说，在这里谈情说爱时要格外地精神集中，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把嘴吻到他人情侣的脸上。
姚纲和筱素虽然也算是“过来人”了，但对这样宏大壮观的恋爱场面还真是从未见识过，甚至从未听说过，对上海同胞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爱抚动作的勇猛精神，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感染。回到旅馆后，两人一日旅途的疲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感到周身燥热，血液翻涌，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各自甩掉衣衫裤袜，赤条条地爬到床上翻滚起来。
正在二人紧张“工作”的时候，突然门锁“咔嗒”一响，房门一开，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提着热水瓶闯了进来，她正在为每个房间配送热开水。看来这位女服务员尚较少遇到这样的场面，先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接着便像遇到鬼一样撕心裂腑地尖叫起来。夜晚女人的尖叫分外凄厉而恐怖，满楼层的住客都半裸着身子跑了出来。恰好那架“老爷”电梯也刚刚停在本楼，乘客和电梯操作员也都跑了出来，多年的职业习惯使那位电梯操作员跑出电梯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优美的骑马蹲裆式。大家拼命地伸长脖子在门外张望，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女服务员闯进房间的那一刹那，姚纲感到“轰”的一下周身血液全都涌到了头上，只烧得脸如热碳，眼冒金星，口舌僵硬，整个下体则虚软无力，一片冰凉。待醒过神来，姚纲指着女服务员歇斯底里地喊着“快关门，快关门”。女服务员赶紧回手将门关上，转过身来后又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又赶紧将门打开，狼狈地逃出去后才“咣当”一声把门狠狠地拉上了。
现在的宾馆里已很少有服务员不敲门便往客房里闭了，而且现在的客房里一般都有门闩，客人在里面把门闩上，外面的人拿着钥匙也闯不进来。但在过去则不同，那时除极少量顶级的外事宾馆外，普通的宾馆旅店招待所的门上都只有一把不堪一击的暗锁，钥匙掌握在服务员手里，她（他）可以随时进房来打扫房间，送水，巡视，或者没事进来闲逛逛，看到废纸篓空着便兴致勃勃地吐口痰，看到马桶闲着便条件反射地坐上一坐，根本无需敲门或者征得客人的同意。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已在逐渐减少了，但毕竟还有一些，并且就让姚纲和筱素给碰上了。二人做了一夜的恶梦，第二天起床后仍感到头晕目眩，胸闷气堵，浑身的不自在，浑身的不舒服。继续旅游已无兴趣，于是二人打道回京，一路上闷闷不乐，新婚蜜月成了耶稣受难日。
打从上海回来后，姚纲与筱素好长时间没有做爱，谁也没有兴趣提出这种要求。直到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二人看了一场外国的爱情电影回来，筱素才突然搂着姚纲的脖子向他做出明显的暗示。姚纲也感到心里痒痒的，有一团欲望的火球在腹内滚动燃烧。于是二人洗漱完毕，爬到席梦思床上重温已经好久未作的功课。那套程序本来应该是很熟悉的，那套程式化的动作也应当是很熟练的，但这次不行了，姚纲发觉自己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