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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独立上诉后，后援会受到部分党外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抨击，你是否认为都很中肯、得体？
■这次大家意识到抨击在时间上轻重缓急的重要性，一方面官司未了，我们要提供被告后续表现的机会，所以，党外没有太多做表面化的抨击。李敖在这一期“千秋评论”中，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在过程中让我们随时检讨；作为政治公众人物，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人落实在个人动机上起疑心，说什么我要家属上诉，怕陈水扁名声超过我等待，这种不用心的批判，令人不知怎么说，因为，即使我坚持要陈水扁不上诉，也可以怀疑有不良动机，而且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该模式套上加以怀疑，何况，这样说，在这时候有挑拨分化我与陈水扁的副作用，说的人应该想到。林义雄当年在军事法庭最后讲的一句话，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任何善良高贵的行为，不要被冠上一个侮蔑的动机，我们尽量追求的是这样的社会。
谢长廷两次承认他们判断有错误（一、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二、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种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说李敖“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说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这种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对“蓬莱岛案”讨论的好朋友，不论批评的和被批评的，关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党外的“止于至善”，这大前提是一致的，问题只是出现在认定什么是“至善”方面。党外的普遍缺点，是他们认定“至善”的训练，失之薄弱，这个现象，“党外的理论‘健将’”也有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事“生公说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总觉得距离“顽石点头”的境界，还是太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混蛋还是混蛋。先知其实和先烈一样，在有生之年，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失败者。这种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后。虽然如此，先知这种“不信邪”的人，总还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顽石”其实是永远跟不上先知的，因为先知自己也不断地在前进。先知易卜生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道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党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例如最近我批评到的林义雄问题、“蓬莱岛案”问题，大家误会、反对我，误会反对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贞说：“对于眼前这位心灵创伤累累的受伤者（林义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时间内要求他走上某条道路——坎坷又荆棘丛生的道路？”高俊明牧师说：“他（林义雄）的心中，也深深的在思考如何来疼同胞，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觉得别人因他暂时的沉默而批判他，实有点遗憾！”（均见三月九日《台湾展望》第八期）……对这些立论，我认为他们只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论，而没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论。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复出、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发言。但奇怪的是，这些好心人士却忍心看林义雄做自失立场的事（从拜访李登辉到方素敏于“立法院”放水等等），而不加以大义相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细人之爱”而不是“君子之爱”、只是一片“好心肠”的“妇人之仁”而不是“硬下心肠”的“大丈夫之仁”。于是，滑稽的是，口口声声爱护林义雄的人，其实就是使林义雄在打倒〔过去的〕林义雄的人！只是他们和林义雄本人不知道或不忍知道罢了！
“蓬莱岛案”也是如此。当被告家属们赞美她们的丈夫不上诉的“崇高意义”之时，她们的所谓“独立上诉”，其实正使她们的丈夫在“崇高意义”上滑落。口口声声爱护丈夫的人，其实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邓维桢显然是以“大义”来期许谢长廷的，因为他认为谢长廷过分“补救”陈水扁，而忽略了“舍弃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选择人民的利益”，以谢长廷那么优秀的聪明人，实在应该看出这种分际来的。可是谢长廷却为了“小义”而忽略了“大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混淆“小义”与“大义”，是党外普遍的错误。这种错误，有赖于卓越的领袖人物谢长廷更上层楼、更上层楼，带头来矫正。我相信，谢长廷的带头，必然会提升党外的“大义”。谢长廷就此开始吧！（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