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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廷的第二个支援行动是叫三位配偶提出上诉。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三位太太提出上诉不可能不被解释为是她们的三位先生所授意的。李敖批评这件事，他譬喻说，如果三位太太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那么国民党杀了江南也是个人行为了，谁能相信？
三位太太如果有独立上诉的意思，谢长廷应该“晓以大义”。李敖很遗憾地说，谢长廷等人却“晓以小义”，支持这些太太们上诉。
□太太上诉有那么严重吗？
■我刚刚说过，太太上诉不可能不被认为是先生授意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陈水扁不上诉，国民党如果一意孤行，不加补救，它要面临一场和江南谋杀案一样大的政治风暴。
就这件事，陈水扁可以一听到宣判就表示不服而上诉，但是不能在表示不上诉之后叫太太上诉。他应该想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攸关整个党外的名誉（陈水扁是党外形象最好的一个人）。现在党外尴尬而国民党高兴，这是陈水扁等人考虑欠周的结果。
□谢长廷也许想采取施性忠的模式和国民党玩法律游戏。
■前几天，李敖当面对施性忠说过，他的模式不适合陈水扁的情况。施性忠的方式是战术的，战术上，可以和国民党玩法律游戏；但是，陈水扁这件案子却是战略的，战略上，要和国民党比赛道德。
现阶段党外要和国民党对抗，要打战略不要玩战术。一百次战术上的胜利也抵不过一次战略上的失败。许多党外人士口中的政治艺术其实都是小战术，没有大用处的。
□现在太太们已经上诉了，有没有办法加以补救？
■这是一场原来可以大赢的政治游戏，由于太太们一上诉，陈水扁恐怕要成为大输家了。陈水扁失去同情之后，国民党即使二番加判陈水扁的刑期，可以断言，不致引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捐款活动也将不致形成高潮。陈水扁要恢复众人的信任无疑的要加倍的努力。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陈水扁不上诉为什么能获得政治利益？国民党为什么会由于不当的一审而受到伤害？
■我先解释“政治利益”。政治利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支持你的人数的多寡”。获得政治利益，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增加了；受到伤害，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减少了。
政治家（政客）的“政治利益”，一般的情形是从服务选民中得来。平时的服务非常累，为一个人服务，顶多增加几张选票；为一个社区服务，增加几百张选票；获得大的政治利益，需要靠大规模的服务——大规模的服务，可用另一个词语代替，就是“有功于国家”。
除了服务之外，选民也非常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丑闻常常毁灭政治家的前途，美国人民把他们的总统尼克松赶下台是最有名的例子。选民为什么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呢？因为大家认为不诚实的人不可能他有诚实的服务。
在台湾，除了国民党之外，别人不可能对人民有大规模的服务，但是国民党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真诚而坚定的支持呢？主要的，国民党的品格不好——它的统治没有获得人民的同意——因此它一直统治得很辛苦。“蓬莱岛案”刚好给人民新的证据，这个丑闻说明了国民党的法治也是不可靠的。
陈水扁如果不上诉，而从容坐牢，牺牲律师招牌，牺牲市议员地位，很自然将激起人民的正义感；英雄形象将使得陈水扁从此从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一变而成为国际上知名人士，党外政治领袖于焉诞生。
□现在，陈水扁等人显然面临了政治生涯上的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今天我在《民众日报》读到陈水扁在美国发表的谈话。显然，陈水扁在美国也遭受到和在台湾同样的压力——要求他坐牢而不是上诉。他说，在上诉的法庭上他将以沉默表示抗议。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知道他已经明白他做错了事情。他还年轻，不到四十岁，希望他经过这件事情后更加成熟，而不是从此放弃政治生涯。我对他充满了信心。我希望大家仍然全力、热情地支持他，帮助他渡过这难关。（二月六日）
附录：“蓬莱岛案”的讨论（3）
三、给国民党再一次政治迫害的机会（陈锡福）
“蓬莱岛案”再度暴露了党外的脆弱。
“美丽岛事件”，党外折将损兵，但是国民党得对人民以及历史负责。这一次“蓬莱岛案”，却是党外要面对人民以及历史，虽然国民党仍然是罪魁祸首。
三位被告陈水扁、黄天福以及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独立上诉，事实上一点都不独立，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为了抗议政治迫害而拒绝上诉，不管任何自由，都不应该自取其辱地给国民党再一次机会，这是最起码的政治智慧！
更何况还有整体党外公信力的问题！
党外有人高叫支持三位被告去上诉，但是事实上，三位被告上诉后，整个党外已像泄了气的皮球。
有人退出支持三位被告的后援会，有人收回义助民事赔偿的捐款，更有人对党外彻底的失望！
党外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最主要的是因为一向最被看好是党外明日之星、一向最具抗议精神的陈水扁竟然也软弱了。
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党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脱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缠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出第一线！
党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管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党早已是大赢家，党外出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强烈指责的必要。
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党外的前途在哪里？党外还会有让人民以及国民党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
（二月七日）
附录：“蓬莱岛案”的讨论（4）
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感（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黄天福、李逸洋、陈水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道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黄遵宪的那首《台湾行》。我为王荣文“远流出版公司”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入《台湾行》这首诗，是有深意的。《台湾行》中写台湾人争取自由，总是虎头蛇尾，到头来弄得灰头土脸。《台湾行》最后一段是：
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台湾人在转眼之间反复、转眼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根性的问题、“预备”不足的问题。
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露无遗。
“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在法理上，这种上诉，是当事人身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水扁他们的人身都好好的，这样子的由配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身上，而不规定在配偶之类的身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配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出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日“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独立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的丈夫在一审宣判之后，坚持拒绝上诉，宣布当初我们并不知情，事后我们也深知他们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因此吾等内心之忧虑与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发。但他们可曾体会到，这种牺牲，对我们三位与他们分忧分劳的女性来说，痛苦是何等的深、代价是何等的大！
犹记得方素敏女士在林义雄先生被捕之后，写了一首题名《盼望》的诗，起头就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诗的结尾还是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素敏姊当年的心境，如今我们更加感受得到。
何况，我们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独立上诉”，虽然与我们丈夫的意思相反，但与他们追求民主、人权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相悖；我们今天的决定，不过是在行使我们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赋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权而已。相信，我们的丈夫自会尊重我们的抉择，同时也期盼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密切的关注与支持。
三位被告家属说她们“深知”她们的丈夫不上诉，“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她们根本就不“深知”。因为她们如果“深知”，她们怎么可以在丈夫们走上前去的崇高时刻，不紧追上前，走在丈夫身边，反倒停下来扯后腿？这种荒唐的“独立上诉”，是十足扯后腿的行为，怎么巧辩都没用、怎么美化也没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绝不相信的（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种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出方素敏的“好汉”与“只是孩子的父亲”对立论，更十足显出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体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种“心境”，十足会给有“崇高意义”的丈夫一种背腹受敌的感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种困境下，再要陈水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
当然，从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观点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独立革命的时候，他的妻子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做他妈的“好汉”。但甘地深识大体也深明大义，他的坚决，感化了妻子，最后他的妻子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性。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够坚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
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缠中，一些党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身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战场”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抗议，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出现，根本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