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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去了那间吊脚楼
我不想再痛哭流涕，我不想让身后的警察们看到，也不想让安心看到我心里的血迹。我怎么能想到在我又回到酒吧，又回到刘明浩那帮人的夜生活里的时候，在我和贝贝每天都共进晚餐并且在她的饭店留宿的时候，安心已经无声地躺在这里。我相信在这个和北京远隔千里的肃静的墓穴中，她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欢笑，看到了我们的缠绵，她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一定是难过得哭了。
尽管她说过：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可我还是屈膝跪在她的墓前，久久不起，并且向她深深地一拜，我说：“安心，对不起。”
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对不起。我本想让你比我幸福，和我一起幸福，但我做不到了。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幸福的，你说过我比你幸福，才值得你对自己残酷！你说过的！
从公墓返回市区的路上，我问陪着我的吴队长：“安心牺牲前，留下什么话了吗？她有遗言吗？”
吴队长说：“没有，他们是在一场遭遇战中牺牲的，事前谁也没有预料的。”
我本想问：安心死得惨不惨。但我没问。
吴队长说：“我们潘队长正在外地办案子，他刚才打来电话，听说你来了，劝你节哀。另外，他也希望你能理解安心的行为，她的行为是很崇高的，我们每一个熟悉她的人，都应该为她感到骄傲。”
对了，我想起我和安心曾经聊起过关于崇高的话题，我们那时对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做作的崇高，还是能够感动的。比如老潘给安心讲的那个在沙西公路上开加油站当情报据点的无名英雄的故事，还是足以令我们佩服和崇敬的。但那时连安心在内，我们崇敬英雄却并不打算仿效英雄，我们并不打算去从事那种公而忘私的伟大事业，我们并不打算走进一个圣坛去做“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那时我们正准备结婚，我们对未来的世俗的幸福生活正在幻想不已，我们更喜欢更感动的可能是“少年维特”式的浪漫与忧伤。那时不要说我，恐怕连安心也不会想到，在我们置身事外隔山看云地闲聊崇高伟大牺牲奉献之类话题的几个月后，她自己就真的身体力行地走上了这样一条壮烈的道路。
尽管，我算不上安心的亲属，我和她尚未结为正式的夫妻，但公安局那些安心的领导们，还是让我享受了烈士遗属的待遇，免费安排到公安招待所里住下，而且由吴队长出面，态度正式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任何要求，既然安心的遗物她父母已经带走，我想去看看她工作过和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地方我经常听她说到的。另外，你们是否知道她父母现在去了哪里，我也想去看看他们，我对他们负恩未报，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吴队长马上陪我去了缉毒大队，看了安心的办公室，看了她使用过的办公桌，她坐过的椅子。还带我去了她的单身宿舍，看了那间临河而建的吊脚楼。那间吊脚楼至今空着，尚未分给别人居住。我站在窗前向对面望去，看到了烟雨迷蒙的南勐河，却看不到对岸那片如火如荼的木棉花。
关于安心父母的地址，吴队长说，他也不知道。我问：潘队长知道吗？吴队长没答，只说：潘队长不在，他在外面办案子。一时回不来的。
我没有再问。
我在南德住了两天，在这两天时间里，我一个人又去了那间吊脚楼，去了南勐山上的那间茶水店，去了上次我们去过的安心和铁军住过的那座居民楼，还去了我和安心一起住过的那个由宣抚司署改成的旅馆。我去了安心在南德的所有值得记忆的场所，不是告别，而是凭吊。我想我爱安心，我会永远怀念她，这些地方，我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的。
在我离开南德的那天清晨，我带了一束前一天买好的鲜花，再次去了南勐山下的革命公墓。连天的阴雨已经停了，但公墓里的每一块石板路和每一座墓碑上，都还是湿漉漉的，就像我心里难以干涸的眼泪一样。公墓里没有人，墓碑与墓碑之间，阻隔着雨后清晨的雾气。我找了半天，才找到安心和那六位烈士的墓地。我把那束鲜花放在碑前，然后默默地站了很久。尽管周围没有人，但我还是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从心里流出来，我在心里轻轻地对那墓碑说道：安心，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再见。
告别的心声刚刚落下，我似乎就听到了墓碑里有了回应，像是有人一步一步向我走来。走近时我听出那声音来自身后。我回过头去，我看到我的身后，站着老潘。不知为什么，看到老潘我的眼泪忽悠一下，终于掉下来了。
老潘目视着我，他插在大衣里的右手慢慢地拿了出来，伸到我的眼前，五指一松，手里有个东西掉出来，掉到半空中停住了，那东西上有两根细细的红绳，还在老潘的手上晃着。
红绳的另一头，悬着一颗玉观音！
透过清晨的雾水，我看到了观音菩萨玉面端庄，眉目依稀，光泽依旧，神态宛然。
老潘的声音，穿透清冽的雾气，哑哑地传来，在安静的墓园中，几乎带了些天籁似的回声。
“安心告诉我，如果你来了，就把这个给你，她说给你你就会明白的。”
第六部分那颗被体温焐热的玉观音
我双手接过那只玉观音，那大慈大悲的玉观音让我的身心有了一种觉醒般的感动。我亲了那块淡绿的玉石，我说：“我以为，她没有留下话来……他们原来都说，她没有遗言。”
老潘沉默片刻，墓园里除了我吞咽泪水的声音，安静得有如灵境。老潘的话语，也犹如遥远的空谷足音，那足音环绕不绝，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声场，把天地间的一切，统统笼罩在其中。
“她走的时候说，她唯一牵挂的，唯一觉得对不起的，除了她的父母，就是你。她说，她只有拜托这块玉石来保佑你了，她让你别等她，她请你一定要过得比她幸福！”
我的泪珠挂在脸上，不再流下去。那泪珠和我的眼眸一样，凝固了半天，才听到了我的喉咙里发出的疑问。
“安心没有死，对吗？”
老潘没有回答。
他没有回答已经是一种回答。我恍如梦境地，再问一句：“她还活着，对吗？”
老潘终于又开了口，他说：“她让我告诉你，过去的那个安心，已经不在了，她让你别再找她了。现在她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我冲上去，揪住老潘的衣服，我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愤怒，我冲他大声地吼叫：“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又让她隐姓埋名去干什么？她不愿意干的！我知道她不愿意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她跟我说过的！你们把她还给我！”
老潘又高又大的身体在我的撕扯下纹丝没动，他平静地说：“我也不愿意她干的，这是她自己的意愿，是她的决心！”
我僵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我知道老潘说的是对的，老潘是从不让安心靠近任何危险的，他对她像对自己的女儿。安心能离开我重返战场，显然是下定了牺牲一切的决心！
老潘轻轻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乱的衣领，声音苍老地说：“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她算一个！”
我转过身去，毫无方向地向雾气中走了两步，又茫然地站下来。我抬起手，仔细地端详着手心里的玉观音。玉观音善良的形象，似乎代表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母性，代表了母性宏大的慈祥和悲悯。我知道我应该高兴，不管怎么说，安心还活着，她在干她情愿为之献身的事业，她必定也会从中体会到幸福。我们以前就聊起过的：那种真正崇高的人，心中必定充满和洋溢着伟大的幸福！
老潘的声音在我的身后，变得温和起来，那声音像一个父亲在询问自己的儿女，他问：“你敬佩她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象征着安心的那颗玉观音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贴身地在心口上摆正。我说：
“请您告诉她，我回北京去了。我会一直守着我们的家，我会一直在我们的家里，等着她！”
我擦去脸上的眼泪，一个人走出了寂静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东西，出门往火车站走去。出门时招待所服务台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问道：“喂，小伙子，早上缉毒大队的潘队长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赛马俱乐部重操旧业，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饭馆。为了多挣一点钱，我还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汇一千块钱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托他转寄给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显然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护起来了。警察有警察的规矩，他们不便把地方告诉我，但老潘答应把我的钱和心意都转交过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联络人，我想这些情况安心也应该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话中，再也没有劝我别再傻等了。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关于安心的哪怕是一点极其微小的消息。这是他们的纪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连同我的父亲，问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没有，我都说找了。他们一律做出惊讶好奇的神情，问道：哟，什么样儿啊，怎么也不领来让我们看看？我就说：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们当然还要刨根问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对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总有一天安心的组织上会让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们总有一天会让她享受一下她应当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两次去挣那份家教的钱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时回家。我睡觉时总要摘下那颗被体温焐热的玉观音，端端正正地摆在身边空着的枕头上，象征着安心与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灯前，我从不遗忘地要把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敞开来，我怕睡着了万一听不见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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