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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会倒流回来。可是脑海里的记忆却可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小时侯的周一平简直丧尽了天良。因为不管怎么说，周一萍毕竟是我姐，而且还是唯一的姐姐。其实周一萍非常疼我。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鄙视她跟痞子生们混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后来，当我读到初三，对本班女生黄静实施报复时，一些喜欢黄静的男同学，开始找起了我的麻烦。
我之所以报复黄静，就是因为她曾经耻笑过我在我姐接受批判的那个全校大会上。一开始，我濒繁地给她写情书，大胆地约她看电影。然后当着众多同学的面，大声宣读着她回给我的情书。甚至公开造谣，说她和我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做过什么和什么。我要把她的名声弄得比我姐还臭，才可以消解我的心头怨气。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不但一点儿也不无耻，相反，却充满了荣誉和神圣感。
可黄静却不是那么好惹的。她有三个哥哥，另外喜欢她的男生也有老大一大排。后来她三个哥哥，外加那批暗地里喜欢她的男生，他们联合在一起，准备找我的麻烦。当我姐周一萍知道这个事情后，就迅速发动起丙班的痞子生，一鼓作气的，狠狠地修理了他们几顿。在我姐的率领下，那帮痞子生，先后大大小小的，帮我打赢了四五次群架。通过这事，我和周一萍的关系，才重新密切起来。许多年以后，我，黄静以及我姐周一萍，首次聚在一家饭店叙旧时，说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那些有趣的事情，黄静感到非常气愤，说我那时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尽管我现在比较贫穷，一日三餐还得依靠着我撒谎的天份来维持。但骗你是小狗，我们这个城市，在一个世纪以前，至少有三十家商铺店面，都打着金光闪闪的“周”字大旗。它们的创始人就是 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曾经给捻军某王担任过财政主管。虽然后来的捻军节节败退，最后灰飞烟灭。按照我的想法，那老头肯定和现在的贪官污吏们差不多：愈是非常时刻，他们就愈容易捞钱。要不然哪来钱财，开设出那么多的店铺？
周家到了我爷爷那代人的时候，仅是嫡亲的兄弟姐妹就有十好几十口。原因是我爷爷的爷爷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一共讨了十一房老婆。那时侯，正值战火纷飞，国家危难之际。加上他们那帮所谓的兄弟姐妹，又不是一个妈妈养的。所以趁着老祖宗一命呜呼的混乱，整个周家立马就被他们弄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爷爷的爷爷翘辫以后，他的儿女子孙们，基本上依旧还在穿金戴银的生活着。
不过到了民国后期，周家就开始渐渐衰败。具体是什么原因连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都没弄清楚。总之家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及至新中国成立，只剩下现在的这栋破洋楼。而且它的前身还是某某县工人革命委员会驻地。二十多年前，我爸刚刚甩掉反革命的大帽子，却又冒着第二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危险，跟那些革命委员们装疯卖傻胡搅蛮缠。不过那时候，我国很多原来的黑五类们，疯狂争取着自己沦丧多年的各种合法权利以及财产，基本上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有惊无险的，也终于把它给争取了回来。
爷爷的爷爷死去之后，我爷爷就只好去投身革命。因为他是他爷爷最小的老婆的孙子。分家时，他只分到一小笔财产，但他连一个子也没要。而是孤身步行的跑去了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据说后来还进去抗大学习过，听过毛主席亲自讲授的“论持久战”。听我爸说，我爷爷是个很有骨气的男人。对革命对战友乃至朋友都忠心耿耿，很有燕赵遗风。但抗战胜利后，爷爷的命运一点儿也没被改变。迎接他的是没完没了的交代与检查。原因是他的许多叔伯兄弟都在另外一个政党组合里工作。最后爷爷按捺不住内心的聒噪，索性把军装一脱，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从革命队伍里一跑了之，跑回老家就继续当资本家的公子王孙。
近来的这十几年里，我国政府放宽了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周家流亡在海外的那些洋亲戚，也纷纷衣锦还乡，回来大陆扫墓，探亲。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我国人民最最喜爱的外商。而我父亲却因为出身不好，在四化的前期建设活动中，一直郁郁寡欢，不甚得志。虽然早在邓爷爷开始执政的年代，名誉就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恢复，但在基层革命队伍里，他的官运却并不亨通。我出世那年，我爸刚好正式得到平反。我名字里的平字，就是他得以平反昭雪的意思。是不是很老土？没办法，我爸可能只有这么个水准。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父亲总是常年绷着个脸。好象我们家每个人都欠了他一大笔巨债似的。不过一到秋天，他就会好一些。常常把我带到阳台里，拉一段二胡或者吹一段竹笛什么的，逼着我听。但我特别不喜欢他拉二胡，我喜欢听他吹竹笛。
因为二胡好象总是沾染上了一种凄凉味，穷酸相。瞎子阿炳就是个生动且具体的事例。而竹笛留在我童年印象里的，总与一些风流倜傥白衣飘飘的古代才子们有关。所有的民间乐器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竹笛。因为它轻灵，飘逸，又几乎没有任何重量。它的旋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在飞翔的状态。我还常常在父亲的笛声里幻化成一只不停盘旋的飞鸟。我很愿意听下去，也很愿意自己一直沉浸在那种快乐的幻觉里，就那么不停地在天空盘旋。让生命没有尽头也不要源头，不要根。我本来就是个没有根的人，难道我说错了吗？
第三节 根
为什么说我没有根？我想这个问题必须有所交代。我姓周，我父亲以前也姓周。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却改了姓氏，开始姓起了章。并心满意足地对我说，这下终于找到了老祖宗，死了也可以闭眼睛喽。其实无论父亲姓什么，他都无法更改以下两个事实：1，真相大白以前，他曾经被自己的祖宗抛弃过，现在我也是。我父亲现在已经改周为章，而我却依旧姓着原来的姓，我懒得去派出所修改户口簿，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姓周。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周一平。2，不管父亲姓周还是姓章，他永远都是我父亲。以前姓周时，是，现在他姓了章，依旧是。
去年春季，我们家来了个风尘仆仆的商人。五六十岁的样子，但看上去显得很精神。一般走南闯北的商人，基本上就这样。年纪越大越显得精神。不像我父亲，也不过五十来岁，退休后天天赖在家里不出去，要么拉二胡，要么就约几个邻居大爷大娘们来家打通宵的麻将。扫眼一看，整个一副垂垂老矣尚能饭否的暮年风采。
那个商人来我家的那天，我正趴在电脑前面伏案疾书。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个才若泉涌的快枪手。动辄写完一篇小说。写完这篇我就开始动笔写那篇。商人进来时，我正在写着第N 部所谓短篇，题目好象叫着“谁曾深深爱过我？”。他没直接敲门就径直闯了进来。事先也没问我是谁，径直就问：谁是周大我？我没答理他。我爸当时正在打麻将，轮到他摸牌，忽然他把手里的那张麻将倒翻过来，再往桌面狠狠一拍，大叫一声：“门前清！全带幺！妈的单吊小鸡也能被我碰上？！” 我爸欣喜若狂地收完钱，这才注意到家里已经多了位不速之客。我爸说，我就是周大我，你找我干啥？
那个商人一听我爸就是周大我，一步窜过去，一把逮住我爸的手腕，嘶声叫道：“弟弟！”。然后就泪眼婆娑。我父亲被他抓得七荤八素的，瞪大了双眼不知所措。另外几个麻将搭子也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地怔在那里。连我也忘记了写作，停止了对键盘的直接蹂躏，开始仔细地观摩起眼前这个别开生面的场景：那个商人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爸的手腕，好象生怕一松开，我爸就会飞掉一样，另外一只手艰难地从自己的旅行包里翻出来一本发黄的族谱。他把那本族谱强行塞到我爸另外一只手里，让我爸翻到哪页哪页，然后用自己的手指指着一排模糊不清的文字，对我爸说，50多年了！弟弟。。。50多年过去了！这就是你的名字呀！
其实关于我父亲的身世，我和我姐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奶奶说起过。奶奶说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江北老家忽然闹起了天荒，田地荒芜，盗贼丛生，瘟疫流行，生灵涂炭。那阵子祖国解放没多久，我国新成立起来的人民解放军，也不像现在的人民子弟兵这样，跑跑步吃吃饭，防防洪抗抗旱，打打木靶，顺便再搞搞军事演习就行了。新中国刚成立的那阵子，他们可忙活了，这边刚刚剿完土匪，那边就要开赴朝鲜战场，帮助兄弟国家去打美帝。所以一时半时的，擅长拯救人民于水火的解放军们也顾不上老家江北的那点子小小的内伤。于是老家江北那一末，我爷爷那辈子人民，只能自救。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四处行乞。
我奶奶说，当年我爷爷左边箩筐里面放着我爸，右边箩筐里装着我姑，从江北一路行乞，迤俪而至风景如画的江南。最后苟于活命，不得不将我爸典当给当地一名姓周的大户人家。换来几十斤大米，然后凄然别去。那个收养我爸的没落资本家，就是我连面也没见过的爷爷，当年被红小兵们乱棍打死的革命逃兵，他姓周。后来我爸托他的福，也当了十几年不明不白不干不净的黑五类，反革命分子，上山下乡的受尽了苦难。
但是现在，原来的爷爷终于派人从江北来到江南，他们决定重新认领我爸爸。只是50多年已经匆匆过去，当年的那个被江北遗弃在江南的缨儿周大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那天下午，父亲和父亲的哥哥凭着那本发黄发霉的族谱为媒介，两个五六十岁的老男人忍不住相拥而泣的场面颇为感人。后来，那个姓章的江北商人在我家小住了一阵子。还煞有介事地陪同着我爸和我，去我妈的公墓前烧了许多道黄草大裱。他虔诚地跪在我妈墓前，替我妈烧纸钱的时候，居然老泪纵横。我当时目击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场面，心想，这年头，能为一个未曾谋面的弟媳妇烧纸钱的，本来就已经不多。更何况他还可以弄点眼泪出来，真是难为他了。仅由此，我开始亲切地称呼该商人为伯父。
再后来，该商人就开始在我市各大商场里进进出出，整天忙里忙外的，到处推销着江北老家的一些手工业产品。我爸活了那么一大把的年纪，第一次被原来的祖宗认领，从此象征着自己已经有了个叶落归根的去处，自然是满心欢喜。此后他的麻将不打了，二胡也不拉了，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哥哥身后，到处为哥哥的产品搞义务推销，瞧他那副自我陶醉的下贱样，我觉得他像极了电影里专门替皇军跑腿的汉奸。
那段日子里，我爸像是一夜之间忽然年轻了好几十岁似的。跟随着伯父回江北寻根祭祖的前一天，他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居然还特地往我电脑前面一站，做了个愚蠢的POSE。五迷三道地问我：“傻儿子唉，你爹我就这副行头回去江北，会迷倒多少无辜的老家妇女呢？”我笑着附和我爸，说，那是当然，虎子岂有犬父？然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