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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战场的一败涂地，使咸丰帝的目光不再注视那些位尊名高的重臣，开始寻找那些有实战经验和统兵能力的战将。向荣，这位自参与镇压太平军起曾六次被他惩黜，差一点发配新疆的署理湖北提督，1853年2月3日被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统归节制”，成为两湖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他先前一向痛恨的在鸦片战争中对“夷”软弱、1852年6月借故发配吉林的前陕甘总督琦善，因办事干练，也于是年底召回，以三品顶戴署理河南巡抚，1853年1月12日授钦差大臣，带兵南下防堵太平军。至于官声一直不错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也于1853年1月12日被授钦差大臣，带兵西进防堵太平军。
三位钦差大臣，分布在三个方向。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三路合击，消灭太平军于湖北战场，至少也不能让其四处流窜。
向荣出身于行伍，征战四十年，又与太平军交手三年，深知对手的厉害：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必自取其败。于是，他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等距离追击。既不要突得太前，惹急了对手，也不能落得太后，以能应付主子。他打的是滑头仗。
由于太平军并没有北上，且琦善手中的兵力也不足，于是，琦善的“战法”是在江北随太平军的东进攻势平行向东移动监视。这自然也无仗可打，犹如远距离间隔的护送。
这下子可苦着了陆建瀛。
钦差大臣陆建瀛奉旨后率五千兵马西上，于1853年2月9日到达江西九江，随后遣兵三千前出，扼守鄂赣交界广济县境内的老鼠峡，自将两千兵扎营于龙坪。这么一点兵力，又何挡于雷霆之力。
1853年2月15日，太平军进抵老鼠峡，一夜尽覆陆建瀛前遣之军。躲在三十里后的陆钦差闻败，急乘小船一逃九江，再逃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安徽巡抚苦求其留守此地，他仍不顾而去，只身逃往南京。
陆建瀛的逃跑开了一大恶例，长江沿岸的清军纷纷效法，闻风即溃。东进的太平军一帆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南京已成了风前之烛。
陆建瀛逃归南京后，同城的江宁将军祥厚力劝其再赴上游督战。可陆氏已经吓破了胆，自闭在总督衙署内堂中三日不见客。原来奉旨赶至南京协防的江苏巡抚杨文定，见势不妙，不顾同僚垂泪哀求，也出城逃命，理由是防守南京后方的镇江！
陆建瀛的做法使咸丰帝暴跳如雷。他于1853年3月6日收到江宁将军祥厚弹劾陆、杨的奏折，立即下旨将陆建瀛革职逮问送刑部大堂治罪，授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署理两江总督，组织南京城的防御。几天后，仍觉心气难平，又下旨抄没陆建瀛的全部家产，并将其子刑部员外郎陆钟汉革职。
然而，这一份威严无比的谕旨却无人接收，无人执行了。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前锋进薄南京，19日攻入城内，20日尽荡城内之敌。已被革职尚未拿问的前任钦差大臣陆建瀛、已经授职尚未奉旨的继任钦差大臣祥厚，统统死于太平军的刀下。在天国的军威之下，懦却的与胆壮的无分别地魂归一途。
当石头城易帜巨变的报告传到北京时，咸丰帝流泪了，当着众臣的面……
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城，仪卫甚威，路人跪迎。南京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中国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都城。
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南京号称虎踞龙盘的名城，曾为六朝故都。明太祖朱洪武元璋在此开基立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仍以此为陪都。清代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今沈阳）为陪都，改南京为江宁。当时的文人墨客又多用古名金陵。但南京这个名词，一直没有从老百姓的口中消失。去掉一个名称容易，抹去一片记忆甚难。这个在当时南中国最大的城市，为清代管辖苏、皖、赣三省，兼理漕、河、盐三务的两江总督的驻所，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杨秀清由此看中此地，太平天国由此号其为“小天堂”。尽管今日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得失众说纷纭，但它在当时许多人心目中具有帝王气象。
定都伴随着封爵加官。广西而来的“老兄弟”成了管理城市的新主人。王朝的典仪建立了，天国的规制大定了。天王洪秀全兴奋地颁布诏书：
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
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
这道在今日文士眼中不够雅致的七律格式的诏书，看来确系洪本人的手笔。东王杨秀清也颁下诰谕：
……兹建王业，切诰苍生，速宜敬拜上帝，毁除邪神，以奖天衷，以受天福，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毋容震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为此特行诰谕，安尔善良，布告天下，咸晓万方……
为这位不识字的“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撰此诰谕的书手，今已无从考其姓名，但文笔颇为古朴。洪秀全的诏书也罢，杨秀清的诰谕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新朝已建，王业已立，“妖胡”行将扑灭。
位于今南京市汉府街的两江总督衙署，此时被改为天王府。许多年后，它又成了继洪秀全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号行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总统府。此为后话。但从1853年3月直至咸丰帝病死，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在此牢牢地坐在他的王位上。
正当洪、杨据南京为都时，北京的咸丰帝陷入了苦苦思索：登极以来，日夜操劳，为的就是求天下平治，可为何局势却坏到这般田地？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咸丰帝似乎也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林则徐出师未捷身先死，丧失了两个月的时机；李星沅名高却不足以当大任，但操劳过度死于疆场还算是尽忠了；赛尚阿在召对时颇有对策，谁知一至前线反束手无策；徐广缙在反英人入城、平广东“会匪”时表现上乘，谁知到头来竟敢欺朕；陆建瀛负恩昧良，厥罪尤重，本死有余辜，但毕竟是战死了，总不能再加罪死人，于是还得开恩按总督例治丧；眼下一个向荣，已进至南京东的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一个琦善，亦赶至扬州，扎下江北大营，可天晓得他们能否不辱君命，击灭这股不肯剃头的“发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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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除了用人不当外，咸丰帝实在看不出来自己的举措有何失当之处。对于布兵攻剿的方略，已详尽到何处设防何处进兵；对于逆匪处置的指示，也已具体到如何收买如何反间。总不能让朕亲赴前敌，事事办理妥当吧！前方传来的军报，从来都不过夜，当日便予以处置；前方将帅要兵，便调动十八行省精兵十万，就连关外龙兴之地的部队都动用了，更何况各地又大量雇勇；前方粮台要饷，便倾出家底搜罗近三千万两，户部的银库空了，各地的储备尽了，就连内务府的开支也十分紧张。还有那些没良心的地方官，嫌户部指拨的银两到达太慢，居然点着名要拨内务府银两一百五十万，朕也忍了，未加究治。 只有臣子以天下养朕，哪有臣子敢掏皇帝的私房腰包。至于用兵之道，古训煌煌：在于赏罚严明。军兴三载，各地督抚换了个遍，桂、湘、鄂、赣诸省的军政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被革发遣的不力将弁又何止数十员。就说向荣，六次惩黜，稍有微劳，即予开复。朕不惜于典刑，不苛于赏赉，可是这批臣子也太没有天良了！由此越想越气，将革职拿问的赛尚阿、徐广缙统统定为斩监候，并把赛尚阿的家产抄了，四个儿子统统罢官！
可在眼下，不用这批人又用谁呢？恩师杜受田撒手仙逝，满朝的文武，谁又能帮朕出出主意，挽狂澜于既倒！
咸丰帝的这番反思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缝逃避。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在李星沅、周天爵先后劳累病死之后，在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湖北巡抚常大淳、安徽巡抚蒋文庆以及前面提到的陆建瀛、祥厚兵败自杀或被杀之后，在赛尚阿、徐广缙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当官已成了危途。捞不到钱，却要送命，做官还有什么意思？湖北巡抚龚裕，见太平军盛，居然自行上奏，诡称其患病且不知兵，请求开缺！在升官不能打动心思、罢官反觉释然的时候，咸丰帝又用什么来鞭策、激励臣子们的效忠呢？
在万般无奈之际，咸丰帝多次地想到天意，难道上天偏向于“天国”而不再倾向自己？从1850年冬至1853年春，他曾九次亲承大祀，每次都祈求上天祖宗的保佑。 他甚至下令地方官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三代祖坟彻底掘毁，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坏其风水。 在军事不利的危急关头，他还两次颁下《罪己诏》，一次在1852年5月17日，另一次在1853年2月15日，求上天宽宥，民众原谅，臣子尽心用命。 局势没有丝毫的好转，反是更坏。《罪己诏》本是皇帝的最后一招，此招出手无效，难道真是天命终绝？上天哪，祖宗哪，你们既然择我为天子，选我继帝位，为何不给我指明一条能走的道？
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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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咸丰帝一筹莫展陷于困境时，统治集团内部倒是真有一位奇异人士挺身而出，他还带出了堪与太平天国对敌的军队。这就是曾国藩和他训练的湘军。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于山村中一个小地主家庭。大咸丰帝二十岁。大洪秀全三岁。他六岁上学，读四书五经。教材与咸丰帝、洪秀全相同。
与洪秀全科场挫意相反，曾国藩十五岁便中了秀才，随后入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学习。经名师高手指拨的曾国藩，理所当然比只靠村塾冬烘发蒙的洪秀全，更能理解传统经典的真义，八股制艺的技巧也更正规，更熟练。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40年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此后多任翰林院、詹事府的词臣之职，虽没有什么实权，但有机会读书，升迁机会比六部司官和地方县、府太爷更多，时人称为“储才养望”之地。果然，1847年，曾国藩由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1849年，出任礼部右侍郎。
十年之中，由一名翰林院的庶吉士升至侍郎，当时属火箭速度的干部。而点燃这支火箭的，是权重一时的穆彰阿。
曾国藩中进士那年，穆彰阿恰为正考官，按当时的习惯，两人属门生、座师的关系。可当年中式进士183名，选庶吉士也有50名，穆彰阿对人群中的曾国藩看来没有很深的印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