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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李、牛三人相顾愕然，这怎么可能？接过奏疏一看，简直就像是传奇故事一般，横竖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家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却说不出一句话。
文宗的话浑无声调，有气无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庐著所告之晏敬则、王师文二人。”皇上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申锡等有无反状，不久自明，卿等不必惊骇。”这就是话中有话了，可这几位不知前因后果，哪里省得。
王师文是申锡的随从，知道一些其中的内幕，见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怜那位晏敬则根本就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就被抓到了宫中。三月初二，申锡先被罢为左庶子，等候处理。
事情正式宣布后，朝官们都是莫名惊诧，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觉得案子的进行有违制度，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门审理。皇上顺水推舟，诏准其奏，可还是晚了，晏敬则在禁中已经屈打成招。
文宗再次被逼到无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掷。初四，皇上诏开延英，命三师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诸大臣悉赴殿合议，指望朝官的力量使事情有所缓解。
谁知宰相们使皇上大为失望，李宗闵不出一语，牛僧孺、路随的反应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后，案子几乎已经定谳。中午时分，其他朝臣进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
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绝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
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
“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
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
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В缰湔飧鲂∪耍闷湟膊坏蒙浦铡！ �
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4）
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
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骚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执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
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
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
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因宗闵反对而宰相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
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
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
尽管中风是天子家族几代以来的老毛病了，但这仍然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不过，郑注能药到病除，却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给郑注这么一个机遇，因为这个机遇，先是他本人，然后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国政治舞台中心。他们二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进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为了文宗百挑千选之下的最后垂青者，为天子发动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后一次反击，这一次反击更为惊心动魄。
四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娇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要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惟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活动。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动，专门从事守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