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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他们由此走向文坛，成为有影响的作家。
随着与鲁迅一家人关系的密切，他们搬到鲁迅的寓所附近来，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鲁迅，萧红有时还亲自下厨房，给鲁迅做些东北饭菜。而萧军则主要照料鲁迅先生外出办事，成了货真价实的“鲁门家将”。
正当萧军、萧红从困苦中挣扎出来，进入创作高峰期时，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缝。萧军恃强，萧红自尊，两个人犯起脾气来，总是互不相让。夫妻俩都已经成为有名的作家，萧军本应该调整他在家中的位置和对萧红的态度。当他的“夫君”行动在处处保护着永远脆弱的妻子时，被保护者感到的却是压抑和束缚。
二萧都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有的人在物质生活好起来的时候，往往就觉得精神生活空虚。萧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外遇，行为越轨。萧红自然大为反感，两人感情越来越合不拢，从此都深深地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萧军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公开讲述：“她不欣赏我的‘厉害’，而我又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我爱的是史湘云、尤三姐，不是林黛玉、薛宝钗……”
虽然鲁迅夫妇像对待亲人一样安慰鼓励萧红，希望她振作起来，但哀愁的萧红无法自拔。萧红的两首诗表现了她当时的心境。
其一是《沙粒·十三》：
在我的心中积满了沙石
因此我所想望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
其二是《苦杯·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之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实在忍受不住痛苦的煎熬，突然失踪了。萧军费了好大工夫才在一家画院找到了她，并把她劝回家。
她回家了，然而感情的裂痕并没有愈合。这时他们的好友、翻译家黄源建议萧红到日本去休养、写作并和他的夫人作伴。
1936年7月15日，鲁迅一家为萧红饯行。谁知她和鲁迅先生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萧红到了日本，又思念起萧军来了，给他写信，叮嘱他要注意身体和饮食。不久，萧军也离开上海到青岛去散心。有一天，他正在构思小说时，接到鲁迅先生病重的消息，立即赶回照看。
接着，鲁迅先生逝世了，萧军如孝子一样为鲁迅先生守灵。这个从来有泪不轻弹的关东大汉号啕大哭。
萧红接到噩耗，火速赶回上海。萧军陪同她在鲁迅的墓前献上鲜花，萧红痛哭着，想起他们刚到上海时举目无亲，先生把他们当作亲人的情景。拜祭完，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萧红明白地告诉萧军：我的心就像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两颗心灵在煎熬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萧军夫妇逃难至武汉。他俩立即和胡风、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共同编辑文艺月刊《七月》。萧红久居江南，遇到端木蕻良这样一位说东北话的青年，就像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似的，觉得似曾相识，便热情地称他老乡。端木给萧红留下的直观印象，觉得他是实际意义的白面书生，虽看不出所谓男性的刚烈，但她格外欣赏他一种难得的含蓄。尤其使她感到亲切的是端木蕻良无论和谁都是不笑不说话，从他身上寻不到一丝男人惯于表现出的粗野和莽撞。她看他着装讲究得体，举止文雅大方。他把棕色的鹿皮手套脱给她时的含蓄又不缺乏潇洒的形象，使她立即产生一种异样的激情。她发现他纤细白皙的十指尖尖的手简直和女孩子的手一模一样。在她的感觉中，每次和端木接触，都给她带来无法言状的愉悦。
不久，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他们从武汉到了临汾。阎锡山节节败退，临汾处在日本人的炮口下。二萧关于何去何从有了争论，萧红要萧军听大家的话，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北上，萧军则固执地要上山打游击。
萧军后来在《侧面》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对话。
萧红：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价值更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只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鄙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3）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会一样的。战场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萧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萧红：好的。
多年的患难夫妻，终于走到了诀别的边缘……
在离开临汾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给端木、萧军、萧红、塞克和聂绀弩一项紧急任务，为到西安演出，要作家们抓紧写一个宣传全民抗战的剧本。几个人领命神速地写完了话剧《突击》，在西安上演后反映很好。在创作剧本过程中，萧红发现端木才思敏捷，文学功底丰厚，文学语言简练幽默，从内心里赞服。
萧红在西安又遇到了萧军，两人非常认真地摊牌了，萧红直截了当地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萧军的自尊心迫使他不能不表示同意。萧军回想萧红的日本之行、武汉之行直到临汾的分手，说明萧红确有思想准备。自己认为已无法挽回，他才果断地做出肯定的回答。
这样，中国现代文坛曾轰动一时的二萧传奇式的生活宣告结束了。萧红了结了她同萧军这段“兄妹”缘分；同时又开始缔结同端木的“姊弟”情谊，并一直走完了她短促生命的全程。
1939年4月，萧红和端木又回到离开不久的武汉，仍住在水陆前街小全龙巷那幢平房里，物是人非，顿觉茫然。
萧红常到舒群家去叙旧，舒群动员她去延安，萧红说，萧军在那儿，她不去。
这时，萧红正怀着萧军的孩子，为此她在端木跟前总感到羞愧。机灵的端木早有察觉，并主动安慰萧红说：“孩子的骨肉是你给予的，你应当感到骄傲。做母亲是伟大的，要打消不必要的顾虑。”萧红听了端木这番安慰的话，进一步认为端木无论在天生气质或个人性格修养上都不同于萧军，她心中郁结着的苦闷的阴云散去许多。她进一步确认与萧军分手并将与端木结合的抉择是正确的。
一个柔和温暖的夏日黄昏，萧红被端木挽着来到东湖湖畔。在一个小桥上两人停住步，一起眺望悬在天边的圆圆明月，共同观看桥下湖水中两人的清晰倒影，一对心潮澎湃的恋人却在不言中。
萧红仰着脸，含情脉脉地望着端木那一双充满等待的大眼睛，她紧紧地握住端木的手说：“我吟两句诗，你猜猜是哪位大诗人写的：‘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影’。”
端木蕻良想了一会儿，不无窘迫地回答说：”请原谅，本人阅历有限，一时真想不起是哪位诗人的大作。”
萧红扶着栏杆“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说：“大姐告诉你吧，书呆子，这位大诗人远在千里，近在身边哟……”端木如梦初醒，一下子把萧红紧紧地搂在怀里。萧红用双手抱住端木的腰，两人都用自己的激情溶化着对方，同时也溶化着自己。月儿躲在树后窥视一对热恋者的狂吻。
1939年5月16日，萧红和端木在武汉大同饭店正式结婚，由端木三嫂刘国英的父亲刘秀湖老先生（汉口市邮局局长）主婚，胡风担当司仪。曹京襄、窦桂英等亲属以及武汉市一部分文学界朋友，还有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出席了婚礼。
时隔不久，即1939年6月2日，兰州的《民国日报》刊登萧军与王德芬定婚启事。当天，中共地下党员丛德滋在他主办的《民众通讯社》办了一桌筵席，宴请有关人士，萧军和王德芬正式结婚了。6月3日，经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先生帮助办了由兰州去汉口的护照。6月6日清晨，萧军携王德芬双双离开兰州，直奔汉口。
仅隔十六天，二萧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兰州，各自完成合法再婚，宣布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此后，萧红和端木辗转到了香港。到香港后不久，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就出现了。作为香港文协研究部的负责人，端木很快就投入到他的工作之中，对体弱多病且多愁善感的萧红来说，她特别需要的温存就少了。萧红是在心境很孤独的情况下勉强写作的。而一旦当她从创作状态回到现实，她就不免有一种失落和惆怅。
萧红自童年起就缺乏爱，长大成人后，如果有人给她一点爱，她就会全身心地去爱别人。与此同时，她也渴望对方全身心地爱她，但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她一直追求一种完美的爱，但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痛苦，一次次地孤独。这也是萧红感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什么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是萧红在她题名为《沙粒》诗中的最后一句。
这时的萧红就处于这种最痛苦之中。她与端木的感情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令她如痴如醉和梦绕情牵的感觉没有了，那种曾经激发起她无比热情的心的交流和撞击消失了。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萧红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心碎。
周鲸文先生在他的《忆萧红》文章中，这样说道：
“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我们也有种解释：端木虽是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但这也不是说端木不聪明，他也有一套软中硬手法。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4）
萧红与端木的后期感情现状，用萧红自己的话，“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萧红比端木大一岁，在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过婚。在考虑与端木的感情问题上，应该比较理智。她当初很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缺点和弱点，但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这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原谅并且容忍端木的缺点和弱点。但事实上，由于萧红特殊的经历和性格，她往往又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等种种原因，更使她已经无法离开端木。
但是，萧红对这样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和她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更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