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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如初。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莲”。生着这样一双小脚，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夜色·血色长夜漫漫（2）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当然，在长征结束之后，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争”出来的妇女队突围刚刚开始的时候，女人们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即使走在队伍中，她们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不常地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和环境越来越严峻，她们就只留下了泡脚这一项比较奢侈的集体活动了。就是这样，她们还是常常遭到男人们的鄙视，甚至在一起议论说她们是累赘。这些虽说行动上早就参加了革命的男人，思想深处还存有大量封建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一向认为冲锋打仗是他们份内的事，至于背锅、背米、做饭，那些都是女人该做的事。虽然有规定，每天出发前每个人都要带够自己的粮食，但有些指战员就是不带，到了宿营地以后，大家把带来的粮食放在一起煮了，吃大锅饭。这些总是偷懒不带粮食的大男人却吃得又快又多，吃到最后，男人们吃饱了，女人们还饿着肚子。
这太不公平了。也许当时这些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些萌芽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已经存在。在苏区各县乡的妇女们，用自己的行动挑战了传统的劳动分工方式，她们打破了原来只有男人参与社会工作，女性只能在家庭中进行没有报酬的奴役性工作的状态，开始争取与男人享有完整的权利。当然，那些曾经在国外游历过的女性，也许更早便意识到或接触到了女性主义。
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已有女性主义者提出男女充分平等的要求，其中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强调了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尽管人们承认男女之间存在很明显的生理差异，在身体素质方面，男性要比女性高大、威武，比女性有力气；在性格方面，女性温柔而更有忍耐性，男性则刚烈，有更大的爆发力。但这并不说明女人不如男人，只是女人不同于男人而已。如果从伦理道德方面来看，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远远高于男人的以自我为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
当她们了解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声音的时候，她们在挑战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关系时，会更全面，更深刻，她们意识到女性可悲的地位是由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她们开始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来提高女性的地位。也许这就是她们能够放弃一些优越的条件，跟随中国工农红军南征北战的原因之一吧。
但在长征途中，有些红军战士简单地把男女平等看成了女人的一切都要向男人看齐，男人徒步，女人就不能骑马。但他们骨子里的传统的东西又常常作怪，那些繁琐的婆婆妈妈的事情，最终仍期待女人来完成。他们完全忽视了妇女解放是在思想上和制度上要对她们放开种种禁忌，而不单纯体现在体能上。
自认为解放了的女人们也不愿意受到组织的照顾，当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组织也不可能考虑太多的照顾给她们，她们的待遇和男战士毫无二致，只是偶尔在她们患病或来例假时，有的人就会骑几天马。为此，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男同胞，尤其那些轻伤而没有马骑的男士们，就会忿忿不平，甚至和女人们争吵起来。
这些女人们在苏区各自的岗位上，个个都是叫得响的，还不乏很有些资历的人物，况且她们还是中央一些大人物的夫人，就是掌权的“三人团”来了也得让她们三分。
刘群先就是其中嘴巴很厉害的一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她曾无数次游说在纱厂工人中间，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她也曾多次组织工人集会、罢工，与资本家谈判，为工人阶级谋取利益；还曾站在苏联莫斯科红场飘扬的红旗和沸腾的人群中间，情绪激昂地发表演说，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多年来的革命斗争早已练就了她尖锐犀利而条理清晰的好口才。
也许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刘群先是此时此刻掌管红军领导大权的博古的夫人。
在这群女人中，还有一位嘴巴厉害，且颇具资格的“老革命”，她就是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长征开始前，他们刚刚举行完简单的婚礼。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装，腰里扎着一条皮带，小腿上还打着绑腿，只是“解放脚”上的那双草鞋，由于长时间的行军，有一只已经张开了大嘴巴。无论如何，金维映绝对称得上是标准的红军女战士形象。她总是喜欢这样，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利落。走近金维映，你还会发现，她长着一头黑发、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皮肤白净细腻，是一位漂亮的女人。她说话的声音也和她的长相一样，清脆而响亮。
据钟月林回忆，1931年金维映时任于都县委书记，当去县里开会的钟月林第一次见到金维映时，就被这位漂亮而又能写能说的女性深深地吸引住了，曾经一度金维映成了苏区众多农家女孩崇拜的偶像。
在当时的苏区，八角帽和列宁装曾经是无数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两件最奢侈的服饰。每有身穿列宁装或头戴八角帽的女子从她们身边走过，那回头率决不低于现在的明星大腕走在大街上。如果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那是荣誉；如果改用通俗的眼光来看的话，八角帽和列宁装就是苏区的时尚，穿着它们走在大街上，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走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里，远远地望去，金维映就是这道风景的主人公。她出生于一个城镇小职员家庭。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且能歌善舞的小姑娘。师范毕业后，在定海一所幼儿园里任教。
活泼而漂亮的女人自然会有好人缘。参加革命之初，她曾与瞿秋白、项英、郭沫若、杨之华等著名共产党人有所交往。受他们革命思潮的影响，金维映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二十年代，宁波沿海一带盐民受盐霸的欺诈，生活相当艰辛。于是，金维映投身到盐民运动中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阿金姐”，并被誉为“定海女将”。在上海领导丝厂工人罢工时，姐妹们同样亲昵地称她“阿金”。1931年8月，金维映与邓小平一道，抵达红都瑞金。面对她向往已久的这片热土，金维映一脸兴奋地告诉身边的邓小平：“以后，你和同志们都叫我金维映吧。”她选取了“苏维埃”中的“维”字，改换了原名“金爱卿”。多么浪漫而热情的女子呀！
在苏区这块热土上，金维映施展了她作为女工运动组织者的领导才能，无论做什么工作她总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长征前，金维映担任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瑞金县获得“红五月扩红模范县”的称号，金维映的名字与罗荣桓、罗迈、毛泽覃等并列于《红色中华》的报道中；由于征粮工作成绩突出，她还曾在粮食突击征集总结会上作过报告。也许是习惯了，无论在苏区的什么场合，人们看到的金维映总是穿戴着她最钟爱的列宁装和八角帽，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看上去英姿飒爽。刚到苏区的一段时间，这位不让须眉的女子，曾经与后来带领新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有过短暂的婚姻［1］。
刘群先和金维映可以说是当时红军中的通天人物，她们更是冲破樊篱，把自由独立作为追求目标的女人，一旦被男人们不屑与鄙视的眼神激怒，她们便把这些情况全部反映给最高层领导。
夜色·血色长夜漫漫（3）
于是，上级领导给了女红军们检查行军纪律的权力，每天出发前，先看一看有没有人不遵守纪律没带米袋子的。如果有，到宿营地后就让他饿饭。女人们检查得都很仔细，没有一个不自带粮食的人能从她们的眼中漏掉。
一路上，女人们战胜了行军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不适，现在，她们同男人们的斗争也胜利了。为了便于统一行动，中央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
刘英与担架上“三人团”的预感离家远了，困难多了，那些本来没有参加红军，而是以每人每天一块银元雇佣来的挑夫和担架员，他们的思想与红军的意识有着天壤之别。由于负担过重，挑夫的肩膀被磨烂了，脚上的草鞋已经坏得不能再穿，脚掌上的血泡，时间一长就磨破了，走在地上钻心地疼痛。女战士们尽量给他们找来一些破布，包在脚掌上，可疼痛依然不减，有的挑夫每走一步就要叫一声，大大降低了行军速度，有时一个夜晚才走上五六里路。不多久，挑夫们的心眼就开始活动了，常常是几个同乡一起坐在地上，要么喊累、喊痛，要么喊饿、喊渴，就是不起来。
由于工作需要，刘英调到了第三梯队当巡视员。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动一番脑筋，费一番口舌，用她女人特有的耐心和钢铁般的意志来说服感化他们，但作用并不大。胆子大的挑夫，干脆开小差丢下挑子跑了；胆子小的，哭哭啼啼地向她求情：“走得再远点，回去以后人家就会以为当了红军，被抓到后该没命了。”后来，女红军不得不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扩夫子，走一段路就换一批挑夫。
让刘英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的，是那些体弱多病的战士在行军的路途中，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这支浩荡的队伍。担不起扛不动的辎重，拖泥带水的行军，虽然一天走不了几里路，战士们却照样得不到休息。一到夜里行军，就困得睁不开眼。刘英学着李维汉的样子，每到两个眼皮子开始打架的时候，就从兜里掏出一只辣椒，放在嘴里嚼上一阵，努力支撑住自己。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有时，走着走着，刘英朝身后一看，队伍像是中间被截断，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