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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组织上已决定寄放了的，为什么不执行组织的决定。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这事，李坚真还做了检讨。但直到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李坚真还在为救了姚而自豪，即使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不后悔。如果不是李坚真顶着批评，把他带出来，就不会有长征后期中央纵队的警卫营长姚，也不会有全国解放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
秘不可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寄放在了土城一带，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伤员，上级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寄放。
在离开土城的最后时刻，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商议决定寄放一名伤势严重的伤员。尽管董必武曾再三吩咐，这名伤员不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可他们从连队的整体情况考虑，还是将他留了下来。此时，老百姓都已经逃进山里去了，侯政只好把这个昏迷不醒的伤员，连同几十块光洋，放在一间空荡荡的民房里，然后急匆匆地去追赶部队。
董必武知道后，非常生气，叫来侯政和李坚真，严辞批评。至此两人才明白，原来他们寄放掉的是军委机要科的负责人。机要科是掌管军事秘密的部门，如果真是因为把这个负责人寄放在老百姓家而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那将不止是一个连队的问题，而是全军的部署以及几万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马上发布命令：立即回去把这名伤员找回来。
侯政、邓六金等人不顾遇敌的危险，马上返回去寻找，苍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硬是把这名伤员又抬了回来。
从土城到扎西的路上，时有敌人围追堵截，干部休养连的女人们一路奔波劳顿。一天，大家刚刚停下来准备稍作休息，突然，一小股敌人又追上来了。李坚真马上组织大家阻击敌人，掩护伤病员撤退。
在前面村口焦急等候的李维汉，见大家撤出来了，才稍稍松了口气。当他巡视伤员的时候，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报务员怎么不见？”他突然叫了起来。
李坚真这才发现电台的报务员不见了。是受伤了，还是没有撤出来？李坚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李维汉。
原本看到女人们狼狈辛苦而生怜惜的李维汉，此时怒发冲冠。他大声命令李坚真，立即带一个连打回去，一定要把这名报务员抢回来。否则，泄露了军事机密要李坚真负责。
李坚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哪里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只见她从腰间拔出枪，带着几名战友，杀回重围，总算把报务员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她怕再出意外，亲自背着受伤的报务员，不知跑了多少公里，直到甩掉了敌人，才换另外的人背着回到队伍中。
这位在苏区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客家女子，平时做事风风火火，说话也是快言快语，在长征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经过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撤退路上（2）
邓颖超遇敌不乱离开土城时，天灰蒙蒙的，正下着牛毛般的细雨，路很滑。干部休养连拖拖拉拉的人马，把队伍拉得很长。前面一条并不很宽的河流横在眼前，忽然，一个营的敌人从山冈后斜插过来，直奔这支暴露在这块开阔地带的队伍，很快包抄到他们跟前，并将他们从中间冲断。一些伤情较轻的伤病员在前边走开去了，被敌人截在后面的正是一些重伤病员。
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央干部团已经走到了大前面，而负责他们安全的军委警卫营还没有跟上来。
枪声一响，没参加过战斗的挑夫就乱了阵脚，有的丢掉担架撒腿就跑，不知所措的马夫也牵着马拼命朝前跑。情况危急万分。连长侯政当即决定，指导员李坚真组织伤员先行，他负责断后。可此时的李坚真也执意要留下来掩护部队。
干部休养连是个庞杂队伍，有的女人虽然手里也有武器，但在战斗力方面还是相当薄弱。
敌情当前，病弱体虚的邓颖超不顾一切赤着脚从担架上跳了下来。她几乎是冲到连长侯政面前：“不管谁的警卫员都留下来交连长统一指挥，集中起来阻击敌人！”敌人的叫喊声就是命令，侯政没有说什么，只是朝着这位可敬的大姐点了点头。
邓颖超的警卫员顾玉平第一个冲到了侯政的面前，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侯政的身边聚集了3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中央为领导以及夫人们配备警卫员，是从他们的安全角度考虑，并没有交给他们参战的任务。但在此时，邓大姐就是榜样。身边有警卫员的女人们纷纷把他们交到侯政的手上，把连队的利益放在了首位，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警卫员们在侯政的指挥下，顽强地阻击敌人。邓颖超则同李坚真一起，组织伤病员向着前面的山沟里转移。
正在侯政带领警卫员们因寡不敌众，渐渐支持不住的危急时刻，军委警卫营闻讯赶来，从后面向敌人进攻，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态势。伤病员们脱离了敌人的追堵。
邓大姐在此时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位典型的“大姐”形象。虽然她没有动人的故事，也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担负艰巨的任务，平时行军就是坐在担架上。直到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她的病才稍好一些，于是她强烈要求取消担架，学会了骑马。连队对这位“三人团”的夫人除了担架以外，并没有特别照顾，她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常常是吃稀饭，或是糊糊。因为她是北方人，偶尔搞到点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摊个小饼子，她就会很高兴。但她慈爱、厚道、平易近人，一路上，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小超同志”，就连身边的警卫员也慢慢地学着大家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
此时此刻，这位“小超同志”是最需要警卫员的，尤其是遇到敌情的时候，她骑马不能，跑步更跑不了，只能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走。如果没有警卫员，很难确保她的担架员会不会把她扔在路旁，自己去逃命。但在此时，她恰恰没有想到自己，而想到的是连队集体的利益。这就是一个不平凡女性的伟大所在。
与敌人面对面当侯政带着几十名警卫员散开迎敌，李坚真组织护送老同志和伤病员转移刚刚跑到山脚的时候，一股敌人追了上来。子弹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压得抬不起头来。情急之下，李坚真命令大家猫着腰顺着路边的深沟里转移。但不久，敌人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嚎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有枪的战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且战且走的警卫员们听到这里的枪声，很快跑来几个增援他们。
有这条深沟作掩护，敌人很难靠近，但仍不停地射击。有的战士忍不住了，想冲出去同敌人决战，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李坚真制止了他们的盲动，告诫大家要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
李坚真指挥着战士们，击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当敌人再一次组织进攻的时候，赶来的警卫营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李坚真立即带领干部休养连的人马撤出阵地。
这并不是李坚真她们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早在部队进入湘赣交界处时，女人们在一个小山头上与敌人相遇，追击的敌人将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冲散，李坚真和吴富莲、危秀英等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时，她们手里的武器非常简陋，但面对强敌，也只有拼死一搏。她们迅速跑拢到一起，没有什么对敌方案部署，也来不及商量如何阻击，全部是自发地同敌人交上了火。敌人见这是一个没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变本加厉地穷追不舍。
激战中，李坚真的警卫员中弹倒下了。她们没有时间掩埋这个年轻的生命，只抓了几把土放在他的胸前，用一条毛巾盖在他的脸上。敌人还在不停地进攻，眼看就要冲过来了，如果再这样恋战而不尽快撤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身边的吴富莲建议李坚真，由她来负责断后，李坚真率领大家突围出去。
吴富莲是李坚真的老部下。在苏区闽粤赣省委，李坚真主抓妇女工作时，吴富莲主动要求到敌我拉锯严重的宁化县开展工作。当她了解到那里的妇女害怕地主团丁打击报复的思想后，主动走近她们，一边帮她们带孩子、做事情，一边和她们谈心，启发她们的革命觉悟。很快，这里不仅建立了组织上布置的妇女赤卫队和少先队，她还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个“听话队”，探听土匪民团的谈话内容，为红军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提供了一些线索。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和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得到了领导的赞赏。
这位机智而有头脑的女战士，果然不负众望，她猛烈的射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其余女红军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坚真她们边打边退追赶队伍。这位单兵断敌的女杰，居然在摆脱敌人后，一路狂奔追上了队伍，而且毫发未损。
对敌作战并不是女人们的强项，也不是她们此行的目的。但她们遇上了，就像途中的其它一切困难，是一样要解决掉的。所以历史赋予了她们什么样的使命，她们将会义无反顾地前行，去做好它，完成它。这就是她们心中的使命感。
1935年2月初，红军跨过贵州地界到达了云南扎西，并在这里做了短暂的休整。
在这里连续几天召开会议，也就是红军历史上的扎西会议。会议上，中央做出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干部休养连的李桂英和甘棠随100多名红军干部留在当地，开始走上了一条苦难与坎坷的征程。
在召开的营级和科长以上干部都要参加的会议上，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时段，刘英大大方方地走上主席台，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曾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凯丰（何克全）。刘英毫无保留地指出，凯丰在少共青年团内，总是宣传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等等。这一次，凯丰的态度也显得极其诚恳，并虚心接受了刘英的批评。大家畅所欲言。
这一天，天空飘起了片片雪花，雪很大，似乎要把所有的烦忧掩埋，给人们一个清凉的世界。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四渡赤水（1）
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为了避敌锋芒，红军于1月29日凌晨，改变由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作战路线，而是渡赤水向古蔺南部西进，进至云南扎西地区。此为一渡赤水。
不久，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回师东进，向古蔺方向出击，并于2月18、19两日各军团分别渡过赤水河，袭占桐梓，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很快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这一战役共歼敌吴奇伟部2个师2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给围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1］”。此为二渡赤水。
之后，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