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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大汉已为上天所弃，朝政不可支也。我又按卦象，运道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方今的形势是：站在岸上尚恐沧海横流将自己卷没，变为鱼虾。倘若去做官，岂不等于冲波奔浪吗？”
和郭泰同时在思考的，还有申屠蟠。他和郭泰一样，坚持不入仕途。看到那么多的学子处士参加清议运动，看到他们幼稚地热衷于政治，他就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正在萌动。在一次清议沙龙上，他悄悄地对身边的同学叹息道：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行弟子之礼，终于酿成秦皇坑儒焚书之祸。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了！”
他们决定离开洛阳。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4）
郭泰和申屠蟠的退出，并非出于胆怯，而是一种更大胆的抗议。本朝的士人皆是儒学的信徒。凡是坚信这一学说的君子们，都把自己的进退出处与两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是由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精神，或者叫做“道”，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世界的最佳状态是由圣人统治的太平治世。圣人，首先是一位具备理想人格的导师与先知，其次才是具备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这套学说又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第二，便是现实的，由列祖列宗构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势”。势是实现道的途径，道是势的目的。如果用一个玄学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就是：道为体，势为用。作为一个追求圣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应该是求得俸禄，而是将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导到内圣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争气，倘若势妨碍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怀抱。一个天下瞩目的名士，如果能够抛弃出仕，选择清贫与隐逸，就是在勇敢地宣布：帝国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郭泰选择了一个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时候，太学为之一空。出了北门，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辆的车驾，京师的衣冠大儒们几乎都到了。李校尉携住郭泰的手，将他拉上自己的车子。大家簇拥着他俩向西北行去。
经过北邙山的时候，秋风萧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坟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队伍中，响起了高亢而悲怆的歌声：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人们来到黄河岸边，停在一处长着大槐树的高坂下，随行的仆从们忙着布置好几案和酒食。入席之后，郭泰和大家说了些道别和勉励的话语。几巡酒下去，席中唏嘘感慨之声纷起。郭泰听着身边黄河的惊涛骇浪，遥望秋水长天，北雁南飞，孤寂与怆凉，充满胸臆之间。他对大家说道：“时值今日，感激诸君厚意。郭泰无以言语，请援琴作歌，与诸君别。”
激扬的琴声伴着郭泰深沉的歌声而起，几个已有醉意的太学生也随之起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宴罢，李校尉让大家止步，自己又与郭泰共乘一车，上了高坂，驶向渡口。大家引领望之，有人感叹道：“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啊！”
申屠蟠也与大家道了别，不过他与郭泰相反，往东南而去。从此，他便绝迹于淮水流域的梁国砀山之中，筑草屋于大桑树下，终生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离去，给李膺等清流士大夫们带来了更大的悲愤，由于是已经出仕之人，他们的人格就不允许他们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类的处士们的选择。他只有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回来，因为针对全国的诏令，必须经过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的平署签字，才能公布天下。而当时的太尉正是陈蕃。
刚刚摆脱大将军控制的年轻天子，又受到帝国官僚体制中公文发行条例的掣肘，孝桓皇帝在盛怒之余，立刻发出了一道可以绕开官僚们的诏令，即一道直接针对非常事件的诏令：立即收捕李膺等人。
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常侍王甫。李膺等人入狱后不久，一批涉及到二百多个党人的全国通缉令就发出了，其中的首犯是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丘长陈蹇、冀州功曹范滂等。鉴于其中的一些人听到风声后已经逃窜，故而通缉令中都附有很高的悬赏。传递通缉令的驿马和捕快的飞骑从京师出发，向帝国的各个方向扬起恐怖的烟尘。
不过，有些知名党人的脾气，古怪得使那些想靠这笔赏金发点财的家伙大失所望。陈寔一听到通缉令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像一位士兵听到号角一样激动地说：“我不入狱，众人无所依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印度那位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所说的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没有在中土流传。陈寔镇定地去了北寺狱。
范滂也属于这类不知好歹的家伙，他刚进号子的时候，狱吏对他说：“范大人，看见过道顶头那个小神龛了吗？”
“嗯，看见了。”
“那是狱神皋陶，乃上古帝尧时的司法大臣。大凡进了号子的人，一定要先祭上一祭，以保佑自己少受牢狱之苦。大人，您不想祭拜吗？”
“你可知，皋陶乃古之正直之臣，知我范滂无罪，他会在上帝面前审理此案。倘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用？”
从此，北寺狱的狱神就无法享受人间的烟火了，因为一旦有犯人要祭皋陶，那位狱吏就会将范大人的话复述一遍。
这几位的入狱，又忙坏了太尉陈蕃，几乎每天他都在面君进谏，可每天，天子那张年轻而病态、冷漠而迷惘的脸，都让他失望和心痛。他也知道，天子对自己够有耐心的了，换了别人，不是罚做苦役，就是丢了脑袋。他更知道，自己的进谏毫无效果，作为帝国的重臣，他现在能做的，就仅仅是进谏不已罢了，因为只要帝国的朝廷中还存在着这种正义的行为，天下人就不至于对帝国完全失望。
很快，天子对他的进谏感到厌烦了，一道诏策下来，说陈蕃向朝廷举荐人才不当，罢官免职。
陈蕃的免职，使朝中无人再敢为党人讲话。
搜捕在全国展开，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的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的任务，分派了各地的大致名额，加之各地中官势力的努力和政治派别利用此事整人，帝国的党人竟达七八百之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帝国的精英分子。
平原相史弼这几天一连收到驿马送来的加急文书，内容都是一个：责问他为何不将本郡的党人名单上报中央？接着，中央来了宦官使者，将自己的属下们拿到馆驿中去拷打，让交出党人。史弼忍耐不住，跑到中官下榻的地方问个究竟。那位使者沉着脸问他：“天子下诏捕捉党人，旨意坚决。青州有六郡，五郡有党人，请问史大人，您有什么本事，竟将平原郡治理得连一个党人都没有？”
史弼答道：“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党人，本郡惟独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要禀承上司的意图，谄害善良，滥施刑罚，以逞非理，那么平原郡内，家家户户皆可指为党人。如果朝廷非要我如此，在下惟有一死而已。”
中官被史弼的狡辩弄得愤怒不已，下令黄门骑士将史弼和他的僚属们悉数押进槛车，带往京师。
有像史弼那样隐藏党人的，还有自愿做党人的。
帝国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派自己的马弁送了一份书信到天子那里，声言自己曾举荐张奂，这纯属结党的行为。而且，太学生们曾为自己上书请愿，因为自己是个党人，请天子以党人之罪给予处置。
天子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吃饱了撑得慌，故意来搅浑水。
太学生贾彪，此时任帝国豫州新息长。他是个崇尚道德、个性很慷慨的人。新息这个地方穷得要命，老百姓生子便杀，因为无法养活。他到任的那天，手下官吏呈上来两桩案子：城南有盗贼杀人，城北有母亲杀婴。属下让贾大人先去办城南的案子，可贾大人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
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一石二鸟，竟把城南的盗贼感动了，纷纷面缚自首。数年以来，新息人口增加了数千，男孩的名字都叫贾儿，女孩的名字都叫贾女。
党人的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在注视着动向。陈蕃罢免的消息传来，他坐不住了，对自己的同志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
贾彪进入洛阳时，已是次年。天子的身体越发地不行了，如果按照术士们给他列出的时间表，他每天必须和十来个女人性交，吃各种丹药和西域胡僧带来的助长性交能力的药品，祭祀佛陀和老子。天子并非乐此不疲，而是感到十分地紧张和恐怖。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但没有子嗣的苦恼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又是超乎常人的。正如大汉帝国初期的一位词赋家枚乘所言：“皓齿而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天子本来就孱弱的生命之树，已被伐得差不多了。恰恰此时魏郡上报，说有甘露、嘉禾两种祥瑞出现，巴郡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