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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习惯于“左”倾思维方式的同志认为这是倒退，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去了云云。纠正“左”，容易被“左”倾观点的人视为退，因为参比点不一样。历史上纠“左”，都似乎在退。欧洲文艺复兴时曾如此，我党早期纠正多次“左”倾错误时也如此。“左”了，该退就得退，还得退够。为此，我们现在对私人资本的政策，对市场经济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都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政策，都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对进入社会主义的时程估计也比过去的估计长得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回到了繁荣昌盛的道路，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当前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这不奇怪。执政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掌好舵，不为“左”右倾言论和思潮所干扰。一个领导13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大党，耳边有一些不同声音没有坏处。改革伊始，难免七嘴八舌，难免意见分歧。不必争论，更不必搞什么运动，批这批那。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挺撞起音。改革成功了，思想自然就统一了。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我国现有上亿文盲半文盲和上亿失业半失业者。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贪官污吏不绝，假冒伪劣泛滥，社会治安严峻，贫富差别拉大。因此，当务之急是应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以德立国；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管理机制，依法治国。
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3）
迎战未来成败在我
中国在丧失了多次历史机遇后，终于警醒。打开国门一看，才发现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很片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很片面。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到“腐朽的、垂死的”时候。它通过自身的调节、改良和完善，生产力还在发展，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当年敲锣打鼓地就算进入了的。社会主义是科学，不是空想。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达到相当高度，即使自己宣称是社会主义，也是“不合格的”。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面对当今现实，研究马克思生前还没有研究的很多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时俱进，这就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譬如，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不是解放初期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社会模式，而发展到了多元模式。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因此我们党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就应该根据当前社会实际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地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构成不同，目标和任务不同，方针政策也理应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和体制上不断创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后者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需。世界上多次科学地理中心的出现都伴随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如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英国是宗教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德国是哲学观念的变革，美国是开国后的思想解放和技术创新。科学中心不会出现在封建君王的文化专制时期，也没有出现在对领袖人物个人崇拜的年代。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有大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思想解放过程。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论点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理论创新发出了强有力的号召，并亲自带了个好头。广大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也必将会产生创新理论的伟大时代，这将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正是有了这种觉醒，才会导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达国家已由农业经济经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主要靠科技进步，从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也主要靠科技进步。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靠科技更大的、跨越式的进步。否则连现有的差距尚难缩短，遑论“赶超”。因为这是从人均800美元向20000美元的“赶超”。可见，科技创新何等重要！当然，从中国当前社会需要来说，大量的还是应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提高。不必闭门造车，事事创新。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创新是灵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服务，应按规范保证质量，并不是处处都要创新。我在这里先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平时惰性十足，运动一搞，就全民折腾起来。科技创新，尤其原始创新，是很严肃的事，有严格的评价标准。要在关键的问题上，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长期坚持，取得突破，而不是大轰大嗡。相反的，要防止科技创新的贬值！
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政府的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现代科技，不仅已发展到科技社会化，而且已发展到科技国家化和科技全球化。各国奉行科技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以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现代科技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运作，官产学一体化。但政府的作用绝不是任意干预和包办代替。政府在具体业务上的过多干预，效果历来不好。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是比较先进的，曾产生过巴甫洛夫和梅奇尼柯夫等世界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主观上也想尽快发展科学技术，但经常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科技。支持这，反对那，强制推行一些不成熟的、有争议的理论和技术，又给另一些学术观点和思想任意扣政治帽子，进行批判。结果8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生理学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连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也数不出来。而伪科学却乘机而出，迭有报道。我国一度在政治上“一边倒”的前提下，科技上也照搬过苏联的一套，教训是深刻的。
科技要创新，就该既兴利，又除弊。很多观念需要更新，措施需要改革。譬如，科技的基础在教育，而中国古代教育和考试制度，都重在培养官吏，科技教育不在国家体制之内。现代教育有了根本改善，但应试教育总是挤掉了素质教育，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也往往有碍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小要求背书一字不差，答题不离标准，作文引经据典，说话循规蹈矩，处世四平八稳，办事按部就班，写诗要合格律，唱戏必遵流派。而“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等反映一点创新活动的词都是贬义词。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很老实，很规矩，很本分，少年老成。但是思想受禁锢，思维不活跃。在国际竞争中，容易怯场。抓创新，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的教育模式和思维模式抓起。又譬如，近年来科技界日益浮躁。形势好的时候往往容易浮躁。而浮躁的结果，总是不好。我们曾经在政治上浮躁过，政治上付出过代价；在经济上浮躁过，经济上付出过代价。现在科技上也浮躁起来了，同样也将付出代价。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夸大成绩等现象已屡有发现，有的为了追名逐利，参与商业炒作，已发展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的地步。与浮躁现象密切有关的是科技评估的导向。过去不进行评估，不好；现在搞烦琐的评估，也不好。评论文、评学位、评基金、评成果、评级别、评职称、评职务、评课题、评项目、评单位、评院士等等。没完没了。有的要一级一级逐级评，有的要一年一年逐年评。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经费。当然，必要的评估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烦琐评估带来的争名利、不团结、送礼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却愈演愈烈。科技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在必须改革之列。本文限于篇幅，对此未能尽言，容后另文讨论。在此，殷切希望政府积极组织专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匡正时弊，在为科技创新营造必要的技术平台的同时，还应构筑良好的精神平台和制度平台。现在，我国社会政治状况良好，“科教兴国”已作为基本国策。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社会政治状况取得了明显进步，相信全国上下将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未来。
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4）
陶东风：我这个问题是问秦先生，我觉得您的报告非常精彩，我很受启发，您认为中国共产党走了很多弯路，最近已经走上了正道，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从哪个意义上讲的。
秦伯益：要全面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另外再做一场报告。简单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