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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沈醉在事后有这样的记述：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的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根据沈醉从功德林监狱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其去留详情，此为一说。然而，实际上，以他的军统背景，又是敏感人物，卢汉既然已宣布起义，难道会放走他吗？况两人并无深交，卢汉又一直厌恶军统安插在身边的这些钉子。
张群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和卢汉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为卢汉作保。此番再来昆明，一下成了阶下囚，其随从质问卢汉的幕僚，“我们张长官多次在总裁面前为卢长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这样做对得起人吗？”无奈之下，张群托人转告卢汉，以他和蒋介石多年的情谊，不便参加起义，请卢汉务必理解。
最后，张群表示，今后不再涉足政治，愿去香港和国外做寓公，对于卢汉的起义他能理解，但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请卢汉多保重。
第十二部分 蓬山此去无多路第64节 蒋介石专制统治的恶劣
卢汉踌躇之下，出于私谊，第三天便放走了张群，中共闻知后，立即向卢汉提出强烈的抗议，指他违背了起义信条，周恩来更是遗憾地说，我们本来可以用张群来交换张学良的。
被逼无奈之下参加起义的沈醉，解放后辗转囚于重庆、北京，其起义将领身份的确认则是在1978年以后，此时，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远举、周养浩的落网，那是注定的插翅难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当夜徐远举待沈醉一出门，便一骨碌爬起来，又将下午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抓过一张，将沈醉桌上放着的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往口袋里一装，住到了其朋友——与军统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这时，徐远举的如意算盘拨得哗哗响，他想先让沈醉将当晚的开会情况通报一声，约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养浩、总务处长成希超三人亲自送往机场，提前飞往台湾或海南岛。
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这一夜云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9点多钟，他一看朱子英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敛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上海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百姓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查封店铺；不肖之徒，乘机勒索，使蒋经国的金融整顿行动受到了影响。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其有烦言。蒋介石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
不久，蒋介石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介石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介石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谁知这副团长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后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地转到解放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本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省主席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吃紧，何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