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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
遁入空门
白温柔是白文荣的绰号，三十多岁的一个糙男人，这么多年来写过诗、卖过书、办过报、还当过小
公务员。
爱过、梦过、醉过，等他醒来时，发现脸上已经胡子拉碴了，心就老了，看淡了一切，就跑到青海一个小寺庙里当了挂单和尚。他的大名早已经无人记起，朋友们的酒局上，偶尔会有人忽然说起“白温柔如何如何了”之类的话，然后迅速淹没在猜拳行令的喧嚣声中。
白温柔的家在榆中县的一个山村里。他老早就往城里跑，想多挣点钱，别让人老看着自己是个农民。他是个文学青年，没上过什么学，书倒是杂七杂八地看了不少。他写了很多年的诗，朋友们广为传诵的就只有一句，是他写给某女孩的——“你是我一生中惟一的床”。喝醉酒的时候，大家就要白温柔交代他和那张“床”到底上过床没有，他也只是憨憨地笑着，打死也不说。看得出，那一会儿，他眼里有一种温柔的光。
在兰州，他通过笔友帮助找到了一家书店打工，搬书，卖书，也看书。他在书店里住着，每天看书之余，都要盘腿于床上，打坐入定，领会佛法妙谛。他一心向佛有很多年了，手边总有那么几本佛经放着。他在精神上的追求挺高，物质生活一时也没法追求，整个形象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样子。一件白衬衣，他能硬生生地穿成没有颜色。一条裤子，膝盖那里永远鼓着两个大包，一看就知道是经常蹲着。他有一条碎花布缝成的棉被，据说从来没有洗过，异味扑鼻。朋友们中间有喝酒喝醉走不成路的，背回来往那床上一放，再盖上那被子，醉汉绝对迅速醒来，于是大家都叫那花被子为“醒酒被”。不知是谁建议让白温柔洗洗被子，他总是傻笑着说：“盖习惯了，我也没觉着有啥不好啊。再说了，下次谁再醉了咋办？”
书店的老板有一次出车祸死了，经营状况不好，白温柔等员工被辞退。飞鸟各投林，白温柔不知怎么找到了区上的一家小报纸，去做副刊编辑。钱少，无处可去，直接睡在办公室里，床前面挡了一个柜子，算是隔出间小房子。有一天深夜，门房值班老头听见他在办公室裸身高声诵佛，一脸的无牵无挂。老头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这等神人。第二天就向领导打了报告，声称，不是他走就是我回。白温柔就这么又失去了这份工作。
消失了一段时间后，白温柔不知又从哪里冒了出来。告诉大家他现在在青海一家寺庙里挂单。他是外来的和尚，一些小沙弥老欺侮他，他无计可施，只好用坚硬的胡碴去扎小沙弥的青嫩头皮。
他遁入空门，谁也不觉得奇怪。他就是做再奇怪的事，也没人吃惊。那天晚上，他住在一个叫“坦克”的朋友家里，还欣然观赏了为他特映的毛片。看起来，他早已平静如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这些年，他硬生生地把自己给活成了
神话。
粉墨登场
黄河边的这座城里，有很多茶园子，茶园子里有粗粝嘶吼的秦腔上演。每天都有人粉墨登场，也有人匆匆谢幕。那都是些个花费不高的廉价娱乐场所，来的人多数抱着图个乐的心态，戏好不好看不要紧，热闹就行。一盏盖碗茶，一碟大板瓜子，再要么来两瓶五泉或黄河啤酒，暴喝两声彩，给台上自己中意的演员扔两条被面子，竟也是有些快意人生潇洒走一回的意味哩。
需要交代一下的细节是这被面子——演员唱得好不好，一个角儿有多红，全凭挣的被面子的多寡来论高下。这是规矩。一条被面子在茶园子里卖十块钱，得了被面子的那些演员演罢可以折价再卖给茶园子，这也是一笔重要的生计。被面子在西省被称作“礼”，婚丧嫁娶都可拿得出手，茶园子里也派上了用场。
那个天水丫头红莲是唱花旦的，刚上台的第一天就在舞台上扭断了鞋跟，一个踉跄摔跌在地，引得台下一片起伏的倒彩。好在她脸上浓墨重彩，羞红之色谁也看不见。正尴尬间，突地从台下甩上来一条锦缎被面子，搭落在她身上，场子里蓦地静了下来。那扔被面子的不是别人，却正是茶园子里以老不正经闻名的银爷。银爷上了七十岁，年轻时混过社会，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老了爱泡茶园子，眼睛专盯着那些新来的年轻女演员。
银爷有个绰号叫“三言二拍”，缘由是他总爱拉着那些年轻女人说些乱七八糟的话，说三句话至少要拍两下手。他出手大方，看上的女角儿扔个十来条被面子不带眨眼的，所以也战果累累，身边总跟着个年轻女人。一起听秦腔的老汉们心里头不舒服，酸不叽叽地说银爷是“有牙的时候没锅盔（西北的一种馍馍，甚硬），有锅盔的时候又没有牙”。可就算银爷没锅盔也没了牙，被面子手里还是攥着一把的，砸给哪个女演员，哪个女演员就会把他当成衣食父母，甚是乖顺。
红莲也不能免俗，叫一条适时而来的被面子给收了心，从此跟着银爷见些世面。银爷近乎于她的恩人了，红莲自然以身相许，“冬天是个暖被窝的，夏天就是个打扇子的”。不过，银爷再跟其他女人“三言二拍”时，红莲就颇有些妒意了。她偷偷给银爷的被面子里插了些大头针，把那些女人们扎得吱哇乱叫。叫银爷凶狠地收拾过几回后，她也不敢了，只是恨恨的，眼光里有种怨毒。
有年冬天，银爷突然中了风，半瘫痪在家。红莲还算有良心，一直陪侍左右。他们玩起了一种叫“粉墨登场”的游戏：由红莲给银爷化妆，浓墨重彩，扶正他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条一条的被面子往银爷身上抛。银爷已不能说话，只是口中嗬嗬地怪叫着，脸上有一种久违了的兴奋。
有一天，游戏中。猛地，银爷大喊了一声，原来是那些遗留下来的大头针扎疼了他，让他受了惊。这以后，没过多久，银爷就死了。红莲又随了别人。
《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第二部分
风吹来的沙（1）
〖1〗风吹来的沙
每年春天，沙尘暴来袭，天昏地暗，人就要思考命运。
兰州是一座漂泊的城市，每个人都是风吹来的沙，四面八方，在这里聚集。
在传说中，这几乎总是一座被经过的城市：霍去病西征，用鞭杆在地上戳出了五眼泉水，就成了今天的五泉山；左宗棠平叛，于是栽下了左公柳；玄奘取经，据说是乘羊皮筏子渡了黄河；成吉思汗驾崩，在兴隆山埋下了衣冢；李自成兵败，传闻跑到青城做了和尚……似乎本城本土的人都没什么特出之处，只是等待着和某段大时代发生关系。
在兰州，土著甚少，听不到多少人在讲方言，大多数人操着口音可疑的普通话。他们来自哪里？似乎每个人都能找到远处的某个故乡，但是故乡的样子已经模糊了。他们被混杂的力量裹挟到这里，就像黄河浊浪中的滚滚泥沙。很多老辈人一直熬着，到老了攒下一笔钱，就回老家去——上海、北京、广州、河南、河北、东北……他们打心眼里认定，兰州不是自己的根，兰州只是自己川流不息的某种命运，总有一天要返回源头。
从飞机上看不到兰州，云层之下是连绵起伏的山，是满目焦渴的黄色。从机场到市区，一片长时间的荒凉之后，眼前猛然就挺立出一座高楼林立人声鼎沸的城市，总让人有超现实之感。似乎，这座城市是平地里以搭积木的速度建造出来的，简直让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有家报纸从直升机上航拍了兰州，然后在报纸上发出了大幅照片，感叹这座城市像香港，像深圳，像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总之，兰州是另一座城，惟独不是自己。市民们很自豪地感慨了很久，但兰州还是在尘土飞扬中孤独地耸立在那里。
风吹来的沙
国民党时期，曾经有个建筑师为兰州做规划，认为兰州应该成为中国的艺术之都，就像欧洲的维也纳。因为兰州和维也纳的地理极其相似，都是两山夹一河。维也纳的山上多的是宫殿，而兰州的山上多的是庙宇。由于时代的更迭世事的变迁，他的这个提法只是成了一种过去的创意，不再有人提起。像你知道的那样，每个城市其实都是一座遗忘之城，而兰州被遗忘的速度更快。很多人来到兰州，也就有更多的人逃离兰州。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他们要么是刚从某个地方回来就又准备出发，要么是在准备着往某地远行，这些人代表了对生活极大的、无休止的不满。年轻人长时间后再次碰面，第一句话总这样开口：“现在在哪儿呢？”几乎没有人的生活是确定下来的，大家在路上，城市在路上，梦想也在路上。
有一条街道的名字叫“一只船”，相传是一群江南亡人的墓园，他们因为某些罪名被贬发至此。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在这里制造爱恨情仇，他们在这里客死他乡，但他们修了一座船形的墓园，船头向着南方，望故乡。
所以，这个城市天然地具有一种散漫杂糅混血的气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花样翻新，同时趣味庞杂，野心勃勃。在地图上，它处于中国几何的中心位置，却又被称之为西北腹地。在南方人的臆想中，它周围沙漠横生，人们还骑着骆驼出行。很多人不知道兰州在哪里，却固执地认为它就在赫赫有名的敦煌旁边。可是，天晓得，兰州到敦煌还有一千多公里的遥遥路途。
兰州的报纸上总是暴力横生，杀人放火不断，人们似乎更热中于刺激一点的生活。某一年，有个绰号“查电表的”杀人狂被屡屡提及，他以查电表为名入户抢劫杀人，被警方围堵击毙。曾经，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包子铺，忽然谣言四起，说他们卖人肉包子，闹得人心惶惶。还有一个凶暴的男人，用一只高压锅作凶器，敲头抢劫。人们对暴力事件似乎有种畸形的嗜好，喋喋不休，高潮迭起，以此作为挑战无聊的一种武器。生命在那些新闻事件里显得不那么珍贵，而只是作为民间的惊心传奇存在着。
事实上，生命总是这样横生枝节。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颗心被粉碎得如沙尘暴的粉末，然后重新勇敢聚集，再被无情粉碎。风吹来沙，再带走沙，没有停息。
干洗店的女孩
人靠衣装马靠鞍。一件衣服里裹着一种命运。而人，有时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空壳。
那个女孩从乡下刚来到省城的时候，脸蛋是“红二团”，指头像胡萝卜，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在一家干洗店里找了一份工作。相比较到人家里去做保姆或是在饭馆做服务员，这份活儿看起来既体面又轻松。干洗店里成天蒸汽升腾，有股子很好闻的湿乎乎的味道。那些质料很好的衣服洗干净后整整齐齐地挂在半空中，总让人去想象被衣服裹着的那些身体都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城里人都讲究着哩，衣服上明明没什么土没什么灰也要拿到这里来干洗一下。洗一件衣服十好几块钱，一碗牛肉面一块八，能连吃好几天呢。
以前，她在家里时，手里天天握的是农具的木头把，现在她手里擎着一枝晾衣竿把那些衣服挑来挑去，不见风雨不晒日头的，慢慢竟找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