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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演奏会什么的么？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么，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好应允。
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儿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顿一顿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却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中学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假定形和过去假定形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何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假定形微积分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罗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大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一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很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做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呜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ＩＢＭ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