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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还是最好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不大不小地闹出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多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像是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食谱上有放鸡蛋面条的炖马铃薯、蔬菜色拉、果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那样，蔬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扫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不要的话，我就吃。”我说。
“我么，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的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伙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老师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老师。所以也有人就叫我老师。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活计。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寝室，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疗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如同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果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长久以来就待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除，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我说想喝。
她于是熄掉烟，欠起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２０年前。看见那幢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说，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５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一度不行的人在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便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不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待７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３８，眼看４０，和直子不一样。我从这里出去，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收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７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７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就算现在出去，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愿意听，下次慢慢讲给你。”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有条理，我们都不知所措，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点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么，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又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考虑，但现在也还是稀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定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恐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以诚相待，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１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都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地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蹩起眼角的皱纹，许久地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她说，“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７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人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