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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他自己接任国
防部长兼陆军部长。19日下午7点，他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魏刚接替甘默林。当魏刚
还是福胸元帅的下属时，我就与他相识。我很赞赏他在1920年8月的华沙战役中巧妙
地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波兰——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他
现在已是73岁高龄，不过据说做起事情来仍然雷厉风行，精力充沛。甘默林将军于
5月19日早上9点45分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第十二道），命令各北方集团军不得被敌
人包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南方突围至索姆河，并向切断了他们交通线的德国坦克
师发起攻击。同时，第二集团军以及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应向北攻打到梅济埃尔。
这几项决定都是很有道理的。说实话，让北方集团军向南总撤退的命令至少已延误
了4天。一旦发现法军阵线在色当有被突破的危险，北方集团军惟一的希望就是立即
向索姆河撤退。然而，在比约特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只是逐渐地、部分地向斯凯尔
特河撤退，并在右翼建立起防线。甚至此时，他们也还来得及向南撤退。
北方指挥部一片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明显瘫痪，前途难料，这一切使战时内
阁感到极为焦虑。但我们的所有议程都在平静地进行着，我们明确地达成了一致，
但其中却蕴含着痛苦。19日下午。4点30分，我们被告知，戈特勋爵正在“研究在万
不得已时向敦刻尔克撤退的可能性”。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因为他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赞成向南进攻。于是我们派他带着我们的指示去见
戈特勋爵，命令英军开往西南方向，从重重障碍中杀出一条路来，在南方与法军会
师，并且敦促比利时军与此行动保持一致；或者，我们的另一个选择是，从各个港
口尽可能多地撤出军队。还有一点要告诉戈特勋爵，我们将亲自把这一决定通知法
国政府。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我们派迪尔前往乔治将军的指挥部，我们和指挥部之
间有一条直通电话线。迪尔将在那里停留4天，把他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转告我们。
我们同戈特勋爵的联系甚至也是时断时续，非常困难。据报告说，他们只剩4天的给
养和只够打一仗的弹药了。
5月20日早晨，战时内阁又一次开会，讨论陆军的形势。即使能够成功地且战且
退到索姆河，我认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相当数量的军队可能会被切断或被赶往
海上。，gp次会议的记录写道：“首相认为，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调集大量小
型船只，随时准备前往法国沿海的港口和海湾。，’据此会议精神，海军部立即行
动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日益加大了行动的力度。19日，坐镇
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受命负责指挥这一行动。20日下午，根据伦敦的命令，包
括海运部代表在内的一切有关人员在多佛尔第一次开会，商讨“大部队紧急撤退渡
海”的问题。当时的计划是，如有必要，可同时从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撤退，
每24小时从每一港口撤出10000人。从哈里奇到韦默思一带，海运官员奉命登记所有
吨位达1000吨的适用船只，并全面调查停泊在英国港口的所有船只。这一被称作“
发电机”的作战计划，10天后成了陆军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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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推进的方向现在看得更为清楚了。装甲车辆和机械化部队不断地通过缺口
涌向亚眠和阿拉斯，然后西折，沿索姆河开往海边。20日夜间，他们越过并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的所有交通线，随后进入阿布维尔。突破法军战线后，这些可怕的致命
的战车为所欲为，很少遇到抵抗。可怕的“德国坦克军”在开阔的乡村田野里自由
往来，在机械化运输的协助和补给下，每天能推进30—40英里。滚滚车轮辗过几十
个城市和上百个村庄，未遇到丝毫抵抗。他们的军官从打开的坦克炮塔中伸出头来，
得意洋洋地向居民挥手。目击者说，成群结队的法国战俘跟随其后，许多人还身携
步枪；这些武器不时被收集起来，放到坦克下压毁。令我极为吃惊的是，区区几千
辆德国装甲车竟势如破竹，彻底打垮了好几个强大的集团军，而法军竟然毫无还手
之力。战线被突破后，法国的一切抵抗迅速瓦解。德军的推进路线是沿着主要公路
进行的，然而在这些公路上似乎没有一处没有路障。
魏刚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他的高级司令官们进行磋商。他打算亲自去北方察
看军情并会见那里的司令们，这是很自然的。对于一位在战事失利的危急关头接任
指挥权的将军必须加以体谅，然而现在已没有多余时间了。他不该在收拾残局时离
开最高职位，不该事必躬亲从而延误时机。我们不妨详细地记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20日晨，魏刚接任甘默林的职务后，旋即做出安排，要于21日去视察北方各集团军。
当他得知通往北方的路已被德军切断后，他决定乘飞机前住。途中他的飞机遭到攻
击，被迫在加来降落。原定在伊普尔开会的时间不得不改在21日下午3点。他在这里
会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和比约特将军。戈特勋爵未接到开会通知，因而无法出
席，也没有其他英国军官到会。比利时国王把此会描述成“4个小时的乱谈”。会上
讨论了三国军队的协作问题，魏刚计划的执行问题，以及万一计划失败后，英法军
队撤退到利斯河和比利时军撤退到伊士尔河的问题。下午7时，魏刚将军不得不离开
伊普尔，而戈特勋爵直到8点才赶到那儿，他只能从比约特将军那里得到一份会议记
录。魏刚乘车先回加来，乘潜水艇到迪埃普，再转回巴黎。比约特则驱车回去应付
危局3不到1小时，他因车祸丧生，一切又因此搁置下来了。
21日，艾恩赛德回来报告说，接到内阁指示后，戈特勋爵似乎对向南进发颇有
微词。他认为，向南进军应同时包括斯凯尔特河的后卫行动，作为向敌人的装甲部
队和机动部队固守地区的进攻。在这样的运动战中应对两翼进行保护。如果这样进
攻，法国第一集团军和比利时部队看来又不能一致行动。艾恩赛德补充说，北方法
军统帅部一片混乱，在过去的8天中，比约特将军没有尽到协调的责任，而且军务显
得杂乱无章，毫无计划。另一方面，英国远征军则士气高昂，作战伤亡迄今约500人。
他生动地描述了道路上的情景：沿途都是一群群的难民，惨遭德国飞机的扫射，就
连他自己也曾遇到一次危险。
因此，战时内阁面临两个同样可伯的选择。第一，英国陆军不惜一切代价，不
论法军和比军是否合作，都要打开一条出路通往南方或索姆河，但戈特勋爵对于他
的部下能否胜任这项任务表示怀疑；第二，从敦刻尔克进行海上撤退，但这样会遭
到敌机的空袭，而且肯定要丧失所有的大炮和装备，尽管它们当时是如此地稀罕和
珍贵。显然，我们应该冒极大的风险，尽力实行第一个计划，但也没有理由不为海
上撤退做好一切可能的安排和准备，以防南下计划失败。我向同僚们提议，我应再
去巴黎会晤雷诺和魏刚，以便最后定夺。迪尔可从乔治将军的司令部前往会晤地点
与我见面。
当我于5月22日抵达巴黎时，那里已呈现出一番新景象。甘默林已离职；达拉第
退出了战争舞台；雷诺身兼总理和陆军部长。由于德军的进攻方向肯定要指向海边，
暂时对巴黎尚未构成直接威胁。法国最高统帅部依然设在万森。中午时分，我同雷
诺驱车赶到那里。我在花园里看到几位曾在甘默林身边工作的人员（其中有一位身材
高大的骑兵军官），他们正郁郁寡欢地踱来踱去。副官说：“还是原先那班人。”我
和雷诺被引进魏刚的房间，随后又到地图室察看最高统帅部的大地图。魏刚前来与
我们会面。尽管他工作辛劳，更兼一夜旅程，却依然精神矍铄，心情愉快，行动敏
捷，他给我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对我们讲述了他的作战计划。他感到不满的是北
方各集团军南下或向后撤退。在他看来，他们应该沿康布雷和阿拉斯一带向东南圣
昆廷方向进攻，以便在侧翼歼灭目前在圣昆廷至亚眠的袋形阵地上作战的德国装甲
师。他认为，北方各集团军的后方应交给比利时军掩护，由比军掩护他们向东，如
有必要也可向北进攻。同时，一个从阿尔萨斯、马其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各地区调
来的18—20个师组成的新法国集团军，在弗雷尔将军统率下，将沿索姆河建立一条
战线。他们的左翼经亚眠向前推进到阿拉斯，以便尽最大努力和北方各集团军会师。
如此一来，敌军的装甲部队当然会不断地受到我军的种种压力。魏刚说：“不能允
许敌军的坦克师保持主动权。”一切必要的命令都在可能送达的范围内发出了。此
时，我们听说比约特将军刚刚因车祸而殒命，魏刚曾把整个计划透露给他。我和迪
尔一致认为，除了赞同这一计划外，我们别无选择，而且确实也没有其他打算。我
强调说：“通过阿拉斯重新取得北方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之间的联系绝对必要。”
我解释道，戈特勋爵在向南出击的同时，还必须防卫他通往海边的道路。为了确保
既经决定的计划不致出错，我亲自口授了一份摘要请魏刚过目，他表示同意。我便
据此向内阁汇报并向戈特勋爵传达。
人们可以看出，除重点不同外，魏刚的新计划与甘默林将军的第十二号命令并
无本质不同，与战时内阁在19日发表的主张相一致。北方各集团军要向南发起攻势，
如有可能就粉碎敌装甲师的进攻。他们将和弗雷尔将军指挥的新成立的法国集团军
经亚眠向北的推进相呼应。这一点如能做到则意义重大。我私下向雷诺先生抱怨说，
戈特勋爵离开后一连4天没有任何命令，就连魏刚接任后也花了3天时间才做出决定。
更换最高统帅当然是正确的，但由此造成的延误则是有害的。
由于最高统帅部没有及时下达作战命令，反倒让敌人取得了支配权。21—23日，
阿拉斯一带的英国部队和隆美尔指挥的德国装甲部队打了一小仗，然而双方力量实
在太悬殊。直到此刻，魏刚将军还在指望弗雷尔将军的部队能够向北推进到亚眠、
艾伯特和佩龙讷。可事实上，他们还在整编集结中，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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