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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未曾有缘见过这位重任在肩的杰出军官。在我的要求下，陆军大臣邀请他遇
有适当的机会便回国一周，作些商讨。他于8月8日回国。他与参谋人员反复讨论，
并与我和艾登先生作了几次长谈。当时，中东司令部的工作掺杂着极其复杂的军事、
政治、外交和行政等问题。我和同僚们在经历了近一年的曲曲折折后才领会到：要
处理好供应问题，就必须分清总司令、国务大臣和殖民地行政长官三者之间在中东
各自应尽的责任。我对韦维尔将军行使物资支配大权虽不完全同意，但权衡再三后，
我认为最好还是由他来调配。我仰慕他的优秀素质；况且很多人都对他充满信心，
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和参谋人员讨论之后，加上艾登的热烈赞同，迪尔写信向我汇报说：陆军部
正在安排立即将150余辆坦克和多门大炮运往埃及。惟一还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是
绕航好望角还是冒险通过地中海。我敦促海军部直接取道地中海运送。关于这一点
曾有过多次讨论；与此同时，内阁批准派遣这支装甲部队上船启程。至于走哪一条
航线则留待船队驶近直布罗陀再作定夺。在8月26日以前，我们还有选择余地，届时
我们对意大利进攻的迫切性应当有了更多的了解。事不宜迟。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
对付致命的危险，值此紧要关头，我们为驻埃及军队输血的决定显得事关重大，十
分英明。没有人退缩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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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垮台之前，地中海一向是由英国和法国舰队共同控制的。现在，法国人
退出了地中海；意大利人进来了。数量众多的意大利舰队和强大的意大利空军都已
摆好阵势，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形势显得越发难以应付，以至于海军部起初竞打
算放弃东地中海，将力量集中于直布罗陀。我反对这一决策；尽管在数字上意大利
舰队的力量确实强大，我们如此打算顺理成章，但我印象中意大利海军的战斗素质
并不怎么样。而且，如果执行这一策略，就等于宣布了马耳他岛的死刑。于是我们
决定兵分两头打下去。不过，其时落在海军部身上的担子极其沉重。由于存在着敌
人人侵我本土的危险，因而需要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大量集中小舰队和小型舰艇。
敌人自8月份开始从比斯开湾诸港利用潜艇作战，使我大西洋运输船队受到重创，而
他们的损失则不大。在此之前，我们从未与意大利舰队交锋过。同时，日本宣战的
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对我们在东方的殖民地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在我们的
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因此，也难怪海军部对一切将我们军舰置于地中海冒大风险的
做法极其担忧，他们一心想在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采取极严格的守势。另一方面，
我不明白，何以从一开始就不让派往地中海的大量舰只发挥积极的作用。而马耳他
必须得到空军和陆军的增援。下令暂停一切商运以及开往埃及的大规模军运船队必
须绕航好望角，这些措施都很英明，但我还是想不通，何至于要绝对关闭这个内陆
海。事实上，我希望通过几支特种护航运输船队的航行，我们可以激怒意大利舰队，
使之与我方较量。我早就盼着有此一战，尤其希望在德国人未染指地中海（我早就担
心他们会在地中海出现）之前，我们能在马耳他岛上适当地部署守军，并配备飞机和
高射炮。整个夏季和秋季，我一直在与海军部友善而紧张地商讨我们在这一地区的
作战事宜。
然而我未能说服海军部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旅或至少运送该旅的车辆，所有的
运输船队继续绕航好望角。
对此我既痛心又恼怒。事实上，埃及未曾发生严重的不幸。尽管意大利的空军
很强大，但主动权却处处操在我们的手中。此刻的马耳他一直在局势演变中处于主
要地位，在对意大利与其驻非部队间的交通线采取攻击行动时，该岛一直是个前沿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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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我们对于意大利进攻埃及的担忧远不及指挥这次进攻的格拉齐亚尼
元帅那样焦心。预定的进攻日期前几天，元帅要求延期1个月。但墨索里尼回答道，
如果他不能在1星期内发动进攻就撤换他，元帅只得遵命。齐亚诺写道：“从来没有
一次军事行动是在司令官如此不情愿的情形下进行的。”
9月13日，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开始了期盼已久的行动，越过埃及边境向前推进。
意军共有6个步兵师和8个坦克营。我们的掩护部队有3个步兵营，1个坦克营，3个炮
兵中队，2个装甲车队。他们奉命且战且退；由于他们自身素质过硬且能够适应沙漠
的特点，所以他们很适合这种战术。意大利军队展开了进攻，首先猛轰苏卢姆边境
城镇附近的我军阵地。在硝烟和尘土消失后，我们看到，意军的阵容异常整齐：前
面方方正正地排列着摩托部队，后面紧跟着轻坦克和很多排机械化车辆。用一位英
国上校的话来说，这番景象就好似“奥尔德肖特的长谷地区正举行生日庆典。”面
对如此堂皇的阵势，科尔德斯特里姆第三警卫队缓缓撤退，同时，我们的炮兵不失
时机地面对如此慷慨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数目标进行猛烈轰炸。
再往南，敌人有两个纵队向山脉以南的开阔的沙漠地带移动。这条山脉与海岸
平行，只能在哈尔伐亚——“地狱之火隘口”穿越，这个隘口在我们以后的历次战
斗中所起的作用都非同小可。每一个意大利纵队都拥有好几百辆车；坦克、反坦克
炮、炮兵位于前方，乘着卡车的步兵位于中央。这种阵势他们屡次运用，我们称之
为“刺猬”。在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面前，我军不得不暂且撤退，但仍抓住每一个
机会不时袭击这些行动古怪、举棋不定的敌人。后来，格拉齐亚尼解释说，他在最
后一刻决定改变计划，不在沙漠进行包围运动，而是“将全部兵力集结于左翼，以
便沿海岸火速抵达西迪巴拉尼”。于是，这支大军按两条平行线路缓缓地沿着海岸
边的公路前进。他们利用乘坐卡车的步兵分批进攻，每批50辆。我方的科尔德斯特
里姆警卫队在4天内灵巧地从苏卢姆撤退到相互连接的阵地上，边退边给予敌人以重
创。
17日，意军到达预定目标西迪巴拉尼。我方伤亡40人，而敌人的伤亡则10倍于
我，另有150辆车辆遭到破坏。在此地，意军的交通线长达60英里。他们安顿下来，
预计在这里驻守3个月。然而，他们不断受到我方机动小队的袭击，在给养方面遇到
了严重困难。墨索里尼起初“欣喜若狂”，然而几个月过后，他的兴头便逐渐消失
了。不过，在我们从伦敦看来，两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有一支比我们所能集结的部
队要多得多的意军再次发动攻势以占领埃及三角洲。另外，德军也随时可能掺和进
来1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格拉齐亚尼在进军后会长时间地按兵不动。综上所述，我们
完全有理由假定，马特鲁港将打一场大仗。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迫切需要的装甲
部队已绕过好望角到来，好在没有耽误时间，因而未产生不利影响。
当我回忆这一切忧虑时，不由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临终时在床上感叹平生
忧虑太多，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把人忧天。这情形与我在1940年9月的生活如出一辙。
德国在不列颠的空战中已遭败北，他们也未尝试渡海入侵不列颠本土。事实上，此
时希特勒已将目光转向东方；意大利也未加紧进攻埃及。我方坦克旅绕航好望角及
时到达了目的地；实际上，在9月间的马特鲁港防卫战中他们倒没派上用场，而是在
其后的一次战斗中大显身手。在马耳他遭受猛烈空袭前，我们已找到增援方法；任
何时候也无人敢在这个要塞岛屿试图登陆。9月份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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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地中海的舞台上，墨索里尼又耍出新花招。尽管这一暴行并非完全出
乎意料，但确实使我们雪上加霜，影响深远。
墨索里尼于1940年10月15日最后决定攻打希腊。10月28日拂晓前，意大利驻雅
典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希腊首相默塔克塞斯将军。墨索里尼要求希腊全境向意大利
军队开放。同时，意大利驻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也从数处进犯希腊。希腊军队在其边
境并非毫无准备，所以希腊政府严正拒绝了最后通牒的无礼要求。他们还提出了张
伯伦先生在1939年4月13日所作的保证。对此我们不能不履行，英王陛下在战时内阁
的建议下，且出自他本人的愿望，答复希腊国王道：“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
我们将并肩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我对默塔克塞斯将军的呼吁答复道：“我们将力
所能及地给予你们一切援助。我们将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将分享共同的胜利。”
在漫长的历程中，我们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除了几个空军中队、一个英军代表团以及一些象征性的军队以外，我们再也拿
不出什么来支援希腊了；况且，就连这些微不足道的兵力也是从利比亚战场上急如
星火的军事计划中忍痛缩减下来的。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战略要地——克里
特岛！绝不能让意大利人拿下该岛。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且要马上动手。幸好此
时艾登先生正在中东，这样我便可以和一位身在现场的内阁同僚进行联系磋商。我
发电报给他并应希腊政府的请求，克里特岛的最佳良港苏达湾几天后便被我军占领
了。
苏达湾的故事是悲惨的，但悲剧直到1941年才开始上演。我相信，我手中执掌
的直接控制作战指挥的权力可与这一时期任何国家的任何执政者相匹敌；我所拥有
的战争知识、战时内阁对我的耿耿忠心和积极协助、所有同僚对我的忠诚、以及我
们作战机构之效率的日渐提高，这一切确保了宪法的权力得以高度集中。然而，中
东司令部所采取的行动与我们的命令和大家的期待相差甚远2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
为了精确估计敌人的活动限度，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令我诧异的是，
我们竟未使苏达湾成为两栖作战的根据地，把整个克里特岛作为这一根据地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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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军取道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但却使墨索里尼又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首
批进攻的部队被击退，损失巨大，并且希腊立即发动了反攻。希腊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