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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够了解全盘情况。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与他们讨论一切，极其
尊重他们，但对于作战总指挥，他们是忠实服从的，侵犯权力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
个人的手里；过去显得困难重重的事情现在变得异常简单——当然，此事在希特勒
又另当别论。尽管局势动荡不安，尽管我们得忍受许多灾难，但这个指挥机构几乎
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一切计划总能迅速地付诸实施。
＊ ＊ ＊ ＊ ＊
虽然海峡彼岸正进行着一场恶战，读者无疑急于了解那边的战况，但是在此刻
我有必要描述一下我自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
式。我坚决主张用书面形式处理公务。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
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难免不符合事实或难以实现，但我却甘愿冒险这么做。除了
事关军事纪律，我总觉得发表意见或意图要比发布命令更好。然而，由法定政府首
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尽管不是形式上的命令，却在很大
程度上往往能付诸行动。
为了确保我的名字不被滥用，我在7月的危急时期发出了以下备忘录：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以书面形式，或事后立即以书面加以确定。有关
国防问题，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非有案可稽，否则我概不负责。
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一点。
每天早晨8点左右，我一醒来便阅读各种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三
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这些备忘录和指示就陆续打印出
来，即刻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
他每天清早都来见我，这样他在10点30分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会面时便有许多
书面材料带给他们，于是他们在讨论总的局势时便会充分考虑我的意见。故此，在
下午3—5点之间，除非我们之间有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磋商，一整批由我或各参谋长
签发的经过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好了，这样常常能解决那些需要当机立断
的事情了。
在全面战争中，军事和非军事问题很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军事人员和战时内阁
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摩擦，主要得益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
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之子，不仅才智过人、永不言倦，而且颇具影响力和个人魅
力，在他的个性中没有“嫉妒”二字。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
应尽最大努力服务于首相和战对内阁。他从未考虑自己的个人地位，秘书处的行政
人员和军事人员也从未搬弄是非，发生龃龉。
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便召开战时国防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最初
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大臣组成，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
些正式会议自1941年后便逐年减少。②由于政府机构开始运转自如，我便据此得出
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日常会议不再需要了。我最终想出了一个
办法，即后来我们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都有一个较大规模的
聚会——战时内阁全体成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
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大臣全都参加。会上每个参谋
长逐一汇报过去7天内发生的一切；接着，由外交大臣讲述外交事务的重要事态发展。
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摆到会上讨
论。其他大臣主要在讨论与各自主管的有关问题时才出席会议。战时内阁阁员不仅
要传阅有关战争的所有文件，而且得阅读我所发出的所有重要电报。随着信任程度
的日益加深，战时内阁不再过多地干预具体的作战活动了，尽管他们仍然对战事密
切关注并充分了解。战时内阁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与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腾
出手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与他
们商量；尽管他们对有关战争问题总是认真考虑，他们却常常要求不要告诉他们具
体日期和详情，甚至有几次我正要告诉他们时，他们却阻止了我。
①指罗伯特·；布里奇斯。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40次，1941年76次，1942年20次，1943年14次，19
44年10次。——原注
我从未打算将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这样做需要有立法手续，而我
所描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多通过个人的美好意愿自行得到了解决——就不得
不经过不合时宜的立宪讨论后方能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统率下，战时内阁设立
了秘书处军事组来开展工作，这个小组前身是战前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军事
组由伊斯梅将军领导，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有一批从三
军特别选拔出来的年轻军官，该军事组因此成为国防大臣办公室的参谋处。我对这
个组的成员非常感激。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
军衔和名望不断提高，但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调换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
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换人员对连续高效地处理事务相当不利。
经过早期的人事变动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
空军参谋长纽沃尔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其职务便由一致看好的空军名
将波特尔元帅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与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
德将军职位的是约翰·；迪尔爵士，他在1941年12月陪同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
任帝国总参谋长，随后我任命他担任我与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
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我方代表团团长。他和美国防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私交
成为我们一切事务中宝贵的纽带。两年后，他因公殉职，光荣地获难安葬在阿林顿
公墓——这个烈士陵园此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土兵的。继迪尔爵士之后，艾伦·；
布鲁克爵士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与我共事直到大战结束。
自1941年起，大约有4年的时间——其中最初的日子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度过
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
一次人事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纪录。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
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等程度的稳定。美国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
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海军上将莱希——从美国参战之初便在一起共事，并且从
未变动其职。由于我国与美国当时组建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以人员稳定对大家
都很有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是闻所未闻的。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未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之间
逐渐达成了一种谅解共识——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
点当然得益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种术语，共同拥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
个瞬息万变的局势中，我们拧成了一股绳似的统一行动。战时内阁赋予我们更多的
自决权，并且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我们。如同上次大战中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
大礼服”（高级文官）和“黄铜帽”（高级军官）之间没有产生不和，尽管这两个称谓
是令人费解的可恶字眼。我们的确是亲密无间，彼此非常珍惜相互建立起来的友谊。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最高层当局下达的决定是否能得到严格地、忠实地
和及时地贯彻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我们努力奋斗的基本目标抱有极大的诚意、透
彻的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英国政府在危急时刻能够高效运转。根据指示，船只、
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的轮子转起来了。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更由于大家
对我的信任、宽容和爱戴，我不久便能对战争的几乎每一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
在当时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时局是那么糟糕。这一切办法被大家普遍接受，原
因就在于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已近在眼前。这不仅是个人死亡——人生难免
一死——的来临，而且是英国的生存，使命和荣誉都危在旦夕。比起个人的生死来，
这无疑要重要得多。
＊ ＊ ＊ ＊ ＊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略加
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因此我必须叙述
一下这些函电。一旦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就由我亲自起草或口授文件，
其中大部分是以发给朋友与同僚的便函的形式写就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往往能够
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正是基于对他
们观点的了解，我才能放手干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
任何有分歧的意见都一起协商解决。我把这些电报送交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
时是在发出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发电报
之前，我当然要同各个相关部门把要点和事实核查一下。所有军事函电几乎都是经
伊斯梅之手送给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这些通信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相
左。这实际上已成了协商重大事务的一种手段，它在我处理战争事务方面所起的作
用并不亚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一职，有时甚至远过之。
在我周围经过精心挑选而形成的一小圈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但他们
对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不由让我日益增强了信心。比如说与美国当
局的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接触，往往几小时内就
能解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显而易见，我得倍加
小心，不能让它变成处理部一级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同僚就重要细节问
题亲自致函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如果将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信函中，那就会
破坏私人函电的秘密性，破坏它的价值。
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逐渐变得如此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