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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欲坠，而它当初就是由一位惟利是图的人承建的，房子造得相当拙劣，尽管上面
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人们为唐宁街10号和11号的居住者构筑
了防空洞，并把建在花园地面下的房间的天花板另用一层木质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
来加固支撑。人们以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坍时支住残垣；当然，这些房间
和防空洞都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9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作好准备，将内
阁办公室搬迁到设备较新、也更为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那里位处斯多利门附近，
从那里可以遥望圣詹姆斯公园。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正是在这里，我和夫人
平安地度过了战争中的剩余岁月。我们两人都对这幢坚固的石头建筑充满信心，只
在偶然情况下才去防空洞里暂避。我夫人甚至有心思将客厅的墙上挂上几幅画。尽
管我认为最好让墙上空着，我妻子的主意还是占了上风，后来事实证明这主意并不
坏。皓月当空下，从新楼的穹顶看出去，伦敦的美丽夜景尽收眼底。人们为我造了
一个地方，顶上有保护，可防落下来的弹片碎石，月光下可在此漫步并观赏焰火。
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防弹卧室。当然，这一阶段的炸弹要比后
阶段所投的少得多。但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唐宁街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我
们就像是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一般。
有一天夜晚（10月17日）的情景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例行的夜间空袭开
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小屋里用餐。和我一起用餐的有阿奇·；辛克莱、
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然关上。我们能听到周围不远
处有几声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只听又一声巨响，一颗炸弹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
上，距离我们大约只有100码。我猛地想起点什么，宛若神谕。唐宁街10号的厨房高
大宽敞，透过一扇约25英尺高的大玻璃窗可看到外面。管家和客厅女佣正若无其事
地继续上菜，但正是这扇大窗让我若有所思。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尔太太和一
位女厨正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走进厨房，告诉管家将饭菜放在餐厅的
加热器上，并吩咐厨师及其帮手躲进防空洞里。我重新入座也就3分钟光景，一声巨
响近在咫尺，接着便是猛烈的震动，表明房子已被击中。探员来告诉我，损坏相当
严重。厨房、餐具室和靠财政部一边的办公室都炸得粉碎。
我们去厨房查看现场。厨房遭到彻底毁坏，炸弹落在财政部内，离此50码。爆
炸将这间宽敞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程亮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焦黑的尘埃和瓦
砾。大玻璃窗早被炸成了碎玻璃和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到处都是。如果屋里有人
的话，定会被切成碎片，幸而我及时得到“神谕”——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
院子对面的财政部防空洞被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
夜间值勤工作的4名公务员无一幸免。他们都被埋在几吨重的瓦砾下面，我们无法得
知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且似乎更加猛烈。我们戴上钢盔走上“新楼”的楼顶去察看情
况。然而在此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尔太太和其他人员带出来去看
看他们的厨房。眼见得昔时窗明几净的厨房转眼成为一片废墟，他们感到十分难过。
我和阿奇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是夜月朗星稀，从楼顶极目远眺，可以看
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起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起火，少说也有5处火
势很猛。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可见到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
很多地方在熊熊燃烧，但烧得最厉害的还是帕尔麦尔大街，那儿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息了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的钟声响了，只剩下几处熊熊大火。
我们下楼后，走进在“新楼”二楼我的新居所，在那里见到了保守党的议会领袖戴
维·；马杰森，他常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现在俱乐部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火
势来看，早就料到它已被击中。当时他与约250名保守党人及职员正在俱乐部里。俱
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面对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
将他那辆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整个埋了起来。吸烟室里坐满了保守党人，整个天
花板落下来，正砸在他们的头上。我于第二天前去察看俱乐部的废墟。看来他们中
大多数没被炸死，我感觉到简直不可思议。这的确就像一个奇迹，他们全都从尘埃、
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尽管有不少人受了伤，却没有一个人死去。当这些消息
随后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诙谐地说道：“真是魔帮魔，鬼护鬼。”昆廷·；
霍格先生把他那位曾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其行为无异于
埃涅阿斯①从特洛伊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喀塞斯。马杰森没了安身之地，我们
准备了毯子和床，将他安置在新楼的地下室里。总之，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但和
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相比较，令人惊叹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500，受伤的人数也
只有一二千。
①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特洛伊沦陷后，他背父携子逃出火城，经长期流浪，
到达意大利，据说其后代就在那儿建立了罗马。——编辑注
又有一次，我在拉姆斯格特时遇到空袭。我被领入当地的大隧道里去，那里有
不少人长期居住。一刻钟后我走出隧道，看到废墟上还在冒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
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房子转眼变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盘和家具。饭
店主人、他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招待都泪流满面。他们的家何在？他们如何安身立命？
此刻我行使特权，当即作出决定；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我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
的信，信中确立一项原则，即凡因敌人轰炸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国家承担，由政府
立即全额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仅仅落在那些不幸被击中了店铺和住宅的人身上，
而是由全国人民帮他们共同来承担。金斯利·；伍德当然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
有些顾虑。但在我一再催促下，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该方案后来
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财政部对于这个战争保险方案经历了
几次情绪起伏。最初，他们认定它将使他们遭受破产厄运；但在1941年5月后，到空
袭结束3年之后，他们开始大赚其钱，转而以为这个方案颇有远见，充分表现出政治
家的容智。然而到战争后期，“飞弹”和火箭开始出现后，他们又开始亏空，足足
付出8。9亿英镑之多。事情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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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这一新阶段，不仅应使工厂而且更应使日夜频遭轰炸的伦敦政府各机
关发挥出最佳工作效率，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只要警报一响，20来个部门
的所有人员便迅速集合，被领往地下室，也不管是否有此必要。当时甚至为能如此
迅速彻底地完成这一行动而倍感自豪。然而有很多次，来袭的敌机只有五六架——
有时仅有1架，这些敌机往往根本没有飞临伦敦上空。可是一次小小的空袭警报却能
使伦敦的行政管理机构陷于停顿达1个多小时。
因此，我建议，发出警报可增设一个“预誓”阶段，以区别于“紧急警报”，
后者只有当屋顶上的了望人（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杰姆乌鸦”）报告“危险来临”—
—意即敌机飞临上空或非常临近——时方可发出；人们根据这一提议拟订了相应的
方案。至于议会如何在这些危险的日子开展工作，也需要加以指导。议员们以为以
身作则是他们的天职，这没有错，只是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有理由提请下院议
员保持应有的谨慎，并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我在秘密会议上说服他们应采取必要
和周密的防护措施。于是他们同意不公布他们开会的日期与时间，当“杰姆乌鸦”
向议长报告“危险来临”时；他们便暂停辩论，服从命令，排队走进为他们准备的
拥挤又简陋的防空洞。议员们在这段时间里的表现将为英国议会永添光彩：他们一
直继续开会并履行他们的职责。下院议员在这类问题上比较敏感，并且他们的情绪
也较难把握。我曾竭力劝说他们得体地听从明智的劝告。当一个会议厅被炸毁时，
他们便搬到另一个厅去。总而言之，他们个个都表现得富于理智和尊严。几个月后，
议院被炸得粉碎，所幸被炸时间是在晚上，议院空无一人，而不是在议员济济一堂
的白天。随着我们能够有效地击退白天空袭，个人安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在头
几个月里，我对议员们的安全问题始终惦念于心。毕竟，通过公正竞选产生的独立
的议会可以随时推翻政府。然而议会却是在最艰苦黑暗的日子里以支持政府为荣，
这一点可与敌人一争高低。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独裁者能否在他的国度里像英国战时内阁那样行使那么多的有效权力。
每当我们说出自己的意图使得到人民代表的支持时，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遵
从。同时，我们从未侵害过批评者的权利，这些批评家们也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
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也不利用警察或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
主或任何一种名称的英国公众生活能够经受一切考验、战胜一切困难，自豪之情便
油然而生。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幸运的是，亡国灭种
的不幸最终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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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
量的延时炸弹，迫使我们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
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以及重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中断交通，即使我们需要也不
能使用。因为我们首先必须从这些交通干道上将一些炸弹挖出，使之爆破或失效。
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人们不得不从一系列非常关键的实
践中去学习掌握挖炸弹和拆卸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曾在前文中叙及拆卸磁性水雷
的戏剧性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