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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脱离公职，许多人甚至是终生下野。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要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出120余席。张伯伦是他们
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
之后，我取代张伯伦成为首相，这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除
此之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清楚，我的一生是在与保守党的不断摩擦与斗争中度过
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意见不合，后又作为财政大臣与他们共事。以
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战争准备等问题上，我都是他们的主要对
手。因此，要他们接受我当首相是非常困难的，令许多可敬的人颇感痛苦。忠于自
己所选出的领袖是保守党人的显著特征；如果说在战前的岁月中，他们在有些问题
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出于他们对所选领袖的忠诚。这些考虑并末
使我感到丝毫不安，因为我明白，大炮的轰鸣足以压倒一切。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领袖兼抠密院院长，他都一一应承下来。这项
任命尚未宣布，艾德礼便告诉我，这样的安排会令工党的工作不容易开展。在联合
政府中，下院领袖必须是各党派都认可的人。我把这点告诉张伯伦先生，他爽快地
同意由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在此期间，艾德礼担任我的副职，
处理日常事务。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大有裨益。我只有在出现最严重的事态时
才到场，而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感到他们的领袖是大材小用，他
们个个仰慕他的品行，敬佩他的为人。当张伯伦以新身份第一次步入下院时（5月13
日），保守党的全体党员——下院的大多数成员一致起立欢迎，对他表示强烈的同情
和由衷的敬意。而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敬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席。不过；张
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这令我对自己更充满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虽能干但末被纳入新政府的人给我们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
们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
受批评的大臣，但目前不是排斥那些长期位居高职的富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
如果任由这些惯于苛求的人自行其是的话，至少有1／3的保守党大臣将被迫辞职。
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对于全国团结是十分有害的。
再者，我也无需研究所有罪责是否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应由当时的政府承
担，但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我们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
——发表的长篇大论和投票记录，这些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愚蠢的；它们都留在
了我的脑海里，并可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不追究过去，因此，我对这些
分裂的倾向加以抵制。我在几星期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我们将失
去未来。”这一论点加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想要迫害异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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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几天的经历是相当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争，满脑子是战争，可又拿
不出什么妙计来对付。我既要组建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协调各政党之间的平衡。
那些忙乱的日子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未记载。那
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英王任命的60—70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似地拼在一起，
同时还要兼顾3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仅需要会见所有要人，而且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
会见大批被选中担任要职的才俊之士。在组织联合政府时，首相在考虑各党中由谁
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一原则
行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却由于他们党权威人士的意见而只能作罢，
或者即使不顾那些意见也未被选上，我只能在此表示遗憾了。不过总的来说，这样
的难题并不很多。
说到克莱门特·；艾德礼，他是一个颇具战争经验并深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
之间惟一的分歧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很快就被抛在一边，因为战争
要求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非常融洽，彼此
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则是一位既有胆识又有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乐于助人
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对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颇感为
难，因为他的追随者感到他应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又违反了战时内阁
小型化的原则。因此我建议，凡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或涉及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
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1916年我于朴罗格斯提特（“瓶塞大
街”）统率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便担任我的副手。他本人也渴望参与我为他
保留的众多活动。经过一再磋商，这一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至于欧内斯特·；贝文先
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缓解海军部对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相识的，在他加
入内阁出任极重要的劳工大臣之前，必须同运输和工人总工会协商，因为他是该会
的秘书长。这件事花费了二三天时间，但非常值得。这个全英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
由贝文出任该职，并且坚定地支持他长达5年之久，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最大的麻烦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本人相信他能作出杰出贡献。根据
我在上次大战中的经验，我决定将飞机供应和设计从空军部分离出来，由他担任飞
机生产大臣。他起先似乎不大情愿；空军部当然也不愿将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
其他阻力妨碍他的这一任命。然而我确信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
生产；我需要他的勃勃生机和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己见。
遵照议会与报界发表的主导意见，战时内阁必须小型化。因此我开始只要5名成
员，其中只有外交大臣一人管辖一个部。这些成员自然是当时主要政党中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必须经常出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经
常出席”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所有的责任都由5名战时内阁大臣承担。如果我们没打
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有这5个人。其余的人即便要受处分
的话，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所在部门的失职。除了战时内
阁外，任何人都可以说：“我不能对此负责。”政策重担由更高一级来承担，这在
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打消了许多人的种种顾虑。
①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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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长期政治生涯中，我曾担任过许多政府要职，但我欣然认为此刻落在我
身上的重担最令我兴奋。权力，如果是凌驾于同胞之上作威作福或用来满足个人的
虚荣心，那就是卑鄙的。但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清楚应发布何
种命令时，执掌权力就是一种荣幸。在任何活动领域中，第一号职位与第二号、第
三号、第四号职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号人物的职责和问题与所有其他人截然
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难度更大。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
或政策时，那往往是一种不幸，因为他不仅要考虑政策的优劣，而且须揣度上级的
意旨；不仅要考虑提出什么意见，而且要想到以他的地位提出哪些意见才算恰当；
不仅要考虑该做什么，而且要思索怎样才能使人情服、怎样才能付诸实施。此外，
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或许还得考虑
内阁以外某个要人——第二十号人物的意图。每个人都雄心勃勃，倒并非为了达到
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赢得荣誉。有些观点往往可能是正确的，且好些观点是颇有
见地的。我就曾于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因此而吃过一次大亏；当时作为一个下级，
我却试图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一败涂地。进行这样的冒
险往往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对我个性的影响极其深刻。
位居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位公认的领袖只要确信怎么做最好使可以
放手去做，或至少可以决定该如何去做。人们对于一号人物的忠诚是绝对的。如果
他跌倒就会有人将他扶起；如果他犯错误就会有人为他掩饰；如果他睡着就会有人
不让别人随意打扰他；如果他实在无能就罢他的官，但最后这种极端手段是不能每
天执行的，尤其不可能在他刚刚当选的日子里就执行。
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变化在于注重实际而非表面。拿破仑说：“宪法应当简洁
而措辞含糊。”现有的机构原封未动，连人员也未作调整。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
委员会起初还和过去一样每天碰头。在英王的批准下我自己兼任国防大臣，这并未
对法律或宪法作任何改变。我很谨慎地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未向
国王和议会要求特权。不过大家都明白和接受的一点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
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变化在于由一位未授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
监督和指挥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一职位
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任免所有军事和行政人员的大权。就这样，三军参谋长委
员会在与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在与首
脑取得一致阶情况下全盘控制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的地位形式上虽说未变，实际上却深受影响。
他们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尽管他们仍对各自的部
门负全部责任，但他们很快且不知不觉地便不再担负制定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
挥工作了，这些工作改由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当然它们能得到战时内阁的认可。海陆空三军大臣都是我为三军挑选的既能干又可
靠的人，他们办事不拘形式，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军队，以英国人干净利落、讲
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能经常与我接触，
所以能够了解全盘情况。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与他们讨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