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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在哈佛大学与经济系教授们亲切交谈，看不出他们还是争论对手君子和而不同但这种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争论往往是一种切磋。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驳斥马尔萨斯为地主辩护和支持《谷物法》的立场。马尔萨斯认为此书写得仓促，应该重写。李嘉图接受这一建议，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经济学经典之作。仔细阅读他们的通信，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与切磋对每个人学术进步的作用。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帮助，李嘉图曾替马尔萨斯购买公债，以帮助马尔萨斯脱贫。李嘉图去世后曾给马尔萨斯留了一笔遗产。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去世后说：“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索洛也是这样和而不同的君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围绕资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两个学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麻省的剑桥（Cambridge），所以，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争论围绕资本的性质与测定，资本积累过程与特点等纯资本理论问题，实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价值理论与边际分析法——是否正确。这场争论由琼·罗宾逊1953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挑起，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应战，持续近20年之久。
这两派经济学家唇枪舌战，各不相让，在报刊和演讲中抨击对方，毫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并没有使他们成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而是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最早与琼·罗宾逊争论的是索洛。当索洛刚刚进入学术界时，琼·罗宾逊已久负盛名了。但当索洛对琼·罗宾逊的挑战做出回应时，琼·罗宾逊对索洛评价相当高，认为“索洛教授的才华令人眩目”。琼·罗宾逊的传记作者特纳认为“在后来15年中，她与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讨论。他们的通信充满温暖但有时是相互攻击的回合。在个人私交上是友好的。”（《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1961年，应琼·罗宾逊的要求，索洛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各争取了250美元，安排琼·罗宾逊在这两个学校演讲，而演讲内容正是挑战新古典综合派的。由于时间安排失误，他们俩人未见面。1963年他们见面时就资本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争论。1970年索洛到英国剑桥，他们又进行争论。尽管有争论，他们都珍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流，琼·罗宾逊把这种争论看成“才智的考验”。
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在1948年就见过面。琼·罗宾逊极为佩服萨缪尔森，认真读过他的许多著作。尽管他们之间的争论更激烈，但琼·罗宾逊对萨缪尔森依然敬佩，承认自己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萨缪尔森则认为，“这种争论方式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尤其在提出新观念时需要，因为新观念是不可能在一种和谐、茶馆式的气氛中产生的。”琼·罗宾逊去世后，萨缪尔森写长文悼念，并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鸣不平。
学术上的争论不应发展为人际关系上的敌人，经济学界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经济学家需要宽容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30章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沉思的哈耶克做出过最著名的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崩溃，他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曾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雀起。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老年的哈耶克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相当于当年中国的手抄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唯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通俗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份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
经济学家需要宽容
哈耶克著作的部分中文本，读哈耶克的书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和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美国的宽容使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做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了。
康德拉杰夫（Nikolai Dmitrievich 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1928年他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被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力。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最爱争论吗？
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常听到的话是，n个经济学家也会有n＋1个观点。肖伯纳嘲讽地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罗纳德·里根根据他当总统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得出的看法是，如果小追击（Trivial Pursuit）游戏是由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么，100个问题就会有3000个答案。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家有咸水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淡水派（新古典经济学）之分。不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争论，而且同一个派别的经济学家之间也在争论。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天壤之别。据说仅通货膨胀理论就有近百种之多。
经济学的争论是人人都看到的，但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之处呢？他们是分歧与争论多呢，还是一致之处更多？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得出了许多与人们的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S·布里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议员和政治评论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