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榻馐土嗽谏桃怠⒄危踔辽缁岷图彝デ榭鱿氯绾卧擞貌┺穆邸！泵懒⑶爸飨Ｂ蕖。沃尔克（Pawl A。Volcker）认为“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两位教授非常成功地解释了，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无论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市民都会遇到的问题。”萨缪尔森则认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迪克斯特和奈尔伯夫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你将从《策略思维》
一书中获益，并感到兴味盎然。
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几种经济学随笔著作
博弈论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朱·弗登博格和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Tean Tirole）写的《博弈论》（Game theory）用数学方式表达，系统而全面，也有相当深度。但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这本书，甚至也读不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用博弈论方法做出各种决策。博弈在生活中，博弈论也在生活中。《策略思维》这本书正是用我们熟悉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教我们如何用这种方法去做出决策。这本书从大国军备竞赛到企业合作与竞争，从体育比赛到是不是租一台电脑。用这些例子告诉你如何走出囚徒的困境，如何做出可信的承诺，如何实现合作与协调，如何讨价还价或进行激励。最后用23个案例介绍了博弈论的综合运用。
拿起这本书你就放不下也许巴里当年输给那位英国姑娘真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书呢？
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还要让经济学回到生活中，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手头有几本极有影响的这类书。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赫兹里特的《回到常识》初版出版于1946年，至今为人们引用。哈耶克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的现代著作，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学到这么多经济学的基本真理。”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杰尔·L。米勒合写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都同样脍炙人口，为许多不懂经济学的人所喜欢。此外，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D。利维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斯蒂芬·E。兰德斯伯格的《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真正让经济学回到了生活中，用鲜活的例子介绍经济学，让经济学变成了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当经济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而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成为社会设计乌托邦式的蓝图，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9章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介绍了这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可亲的另一个面孔。
《策略思维》的中文本已经出版了，你拿起就会放不下。不信，试一试看。乌鸦嘴克鲁格曼
乌鸦嘴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形象相当可爱；却被那些不爱听真话的人称为“乌鸦嘴”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大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
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亚洲人正沉醉于繁荣之中，梦想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克鲁格曼却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仍然是美国。亚洲的许多政要、学者猛批克鲁格曼。可惜他的预言成了事实，1997年，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了。一个人做出了不幸的预言而又对了，当然会被称为“乌鸦嘴”。
不过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乌鸦嘴，克鲁格曼的预言也有错误的时候。1990年，他写了一本题为《预期消退的年代》的畅销书，预言了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退，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这本书的畅销。克鲁格曼1997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并没有修改他的预言，但该书一直在亚马逊书店排行榜上属于五星级畅售书。
读这本经典教科书才能了解最新的国际经济学当然，作为美国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并不是专门进行预测的算命先生。他根据经济理论谈一点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使依据的经济理论正确，预言也不见其全对。克鲁格曼在美国经济学界以直言不讳著称，往往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这大概是有人称他乌鸦嘴的原因。不过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无论他做出了什么预言，都无损于他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的“婴儿潮”中，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师从诺德豪斯、多恩布什、索洛等著名经济学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曾在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邦储备银行等实际部门工作。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实际阅历和天生的聪明使他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话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战后，国际贸易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长，例如，美国既生产并出口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这种趋势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克鲁格曼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用产品差别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种新趋势。这就是说，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如汽车）也存在差异（如型式或颜色），消费者有不同偏好。如果一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生产各种有差异的同类产品，必然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要求企业为全世界生产产品，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既有产品差别引起的垄断竞争，也有规模巨大引起的寡头。各个企业要扩大自己的规模，其产量必定超出本国需求，从而即使同类产品（汽车）进行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各国实现产品差别存在时的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同种制成品的国际贸易就会使各国受益。克鲁格曼是写通俗经济学的高手，他的这些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
这种国际贸易新理论还有其政策含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赫克希尔…俄林定理），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格局是由自然资源（要素）或历史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甚至难以改变。但根据新理论，优势来源于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即使在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方面没什么优势，也没有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仍然可以建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并付诸实践。
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汇率目标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汇率的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如何减少汇率波动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了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有效。但在浮动汇率下，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为出口商进入或退出某个市场都有沉没成本（无法收回的支出）。他们观望汇率的波动，只有汇率波动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实现市场出清，这就加剧了汇率波动。克鲁格曼支持汇率目标，即汇率在目标区内可以浮动，但有不能超越的界线。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目标区的好处是，当它上升到目标区上端时只能下降，下降到目标区下端时只能上升，这就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投机活动，稳定了汇率。
克鲁格曼受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关于地区产业集群优势的启发研究了地理和贸易的关系，发展出经济地理这一新领域。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只是更一般的生产区位理论的一方面。产业区位的决定有任意性，可以由政府引导形成地区的产业集群优势，而且历史在解释已形成的产业区位及发展方向时是重要的。现在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克鲁格曼文笔极好，又善于以通俗幽默的语言向大众讲经济学道理，分析经济问题。他在《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主持的专栏极受欢迎，同时他也是许多经济学畅售书的作者，如前面提到的《预期消退的年代》，在国内已有译本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等等。当然，作为乌鸦嘴，他讲话是很尖刻的，他讽刺一些亚洲国家政府为显示功绩而给统计数字注水——“看它们的统计数字如同读科幻小说”。这些话当然许多人不爱听。但这种直率坦诚的风格使他更有魅力。
克鲁格曼已经获得了克拉克奖，许多人认为他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人。他有一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一点类似于梦游者的特征。”这也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话经济学人
君子和而不同
人总是要争论的。巴以相争，枪炮说话；文人相争，恶语相加；政治家争论，拳脚齐上；经济学家的争论颇有点“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
历史上和而不同的典范就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了。他们俩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完全不同。马尔萨斯出身于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过着清贫的书生生涯，被认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李嘉图出身于暴富的金融之家，从小没受过正规教育，极为富有，被称为“花花公子”，但由于在政界和学界的活跃而极富盛名。1809年他们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而结下终生友谊。
在学术上，他们俩人的争论远远大于共识，而且观点之对立，争论之激烈，至今读他们的书仍然可以感到。马尔萨斯最早提出需求不足的“普遍过剩说”，认为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是合理的，支持限制谷物进口。李嘉图则反对地主阶级，支持取消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马尔萨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主张生产费用论。他们一直围绕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争论不休。1820年，马尔萨斯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后，李嘉图以220页的篇幅进行批驳，马尔萨斯也反唇相讥。
他们是争论对手，也是朋友——索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