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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经验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差别，并把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标准，建立了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第二；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供给的行为。他首先把劳动供给理论归入家庭决策，证明了对妇女而言，工资增长的替代效应（用劳动代替闲暇）大于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增加闲暇减少劳动），因此，妇女参工率提高。第三；工资差别与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他证明了，男性与女性工资差别不是由于性别歧视，而是由于妇女在生育期间工作中断，由工作经验积累减少而引起的人力资本增加慢于男性。工资增加率与工作转换率反方向变动。明塞尔的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模型，又有资料的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影响到经济理论与政策制定。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及影响使他有资格获得诺奖。
当然，诺奖毕竟是人评的，有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猜测谁会获奖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我推测明塞尔会获奖是根据了他的贡献和年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智力游戏引起大家对明塞尔及其人力资本理论的关注，至于明塞尔能否获奖本身并不至关重要。话经济学人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27章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
被遗忘的供给学派大师拉伐 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经过炒作方可著名，但仅凭炒作终究是成不了经济学家的。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首领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经媒体和政界炒作，爆得大名，名利双收，但如今谁还把他作为经济学家呢？
其实拉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24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8岁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后又任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他志不在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困难时期也是经济学家出名的机会。当时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减税可以既实现繁荣又无通货膨胀的思想。拉伐受此启发，演绎出一套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经济学思想。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以此为敲门砖打入政界。
供给经济学当年曾红极一时，但说起来简单得很。这种理论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不足，而在于总供给不足。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增加供给的关键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实行减税。因为减税可以刺激人们劳动与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总供给，而且，尽管税率下降了，但由于作为税基的GDP增加了，政府税收反而会增加。所以，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良策就是减税。
供给经济学的中心是所谓的拉伐曲线。拉伐曲线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家精心研究的结果，而是拉伐1974年在向政界朋友推销减税主张时随手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所以，也被戏称为“餐桌曲线”。这条曲线无非不懂经济学的人直观地了解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接受减税不仅可以增加GDP，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的观点。
说起来，供给学派在当时红极一时，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商业周刊》、《挑战》之类非学术或不入流的刊物上。仅有的两个像样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反市场生产》（用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的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供给学派（Supplyside）本来是嘲讽他们的，拉伐曲线也是弗里德曼在嘲笑拉伐之浅薄时用的。
经济学家不是炒出来的供给学派之所以在80年代红极一时，并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或有经邦济世的真经，而是炒作出来的。
炒作供给学派减税思想的是一些政界和新闻界人士，除拉伐外，包括提出过减税法案的众议员杰克·肯普、《华尔街日报》副主编温尼斯基，以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诺尔曼·图尔等人。温尼斯基说服了《华尔街日报》主编巴特利，使该报社论版成为宣传供给学派主张的基地。这家报纸影响重大，在炒作供给学派中起了重要作用。拉伐奔波于各地进行演讲，同时，又通过肯普等人向国会议员推销他们的主张，并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里根总统也是供给学派的信但使得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是里根接受了这一套思想。里根早在1946年时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的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等于白干。这使他对高税收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正合他意。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卡特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认识到了要能在竞选中得到支持必须另找出路。于是，他就把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并在上台后制定了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被里根采用是供给学派走红的关键——当权者青睐的东西无论多么狗屁不通，都会红极一时的。
里根上台后，拉伐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创办了拉伐公司，从事投资咨询，最兴旺时有客户200家左右，年收入达到250万美元。个人名利达到了，对国家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哪有供给学派什么功劳呢？经济衰退了那么多年，按正常周期性波动也该往上动了。要说供给学派的“功劳”，大概就是财政赤字大大增加——如果每张债券为1000美元，里根上台时所有债券摞在一起，高度有67英里，里根下台时已达到100英里了。
怪不得尽管美国80年代经济不错，各界对拉伐和供给学派评价甚低。老布什称供给学派为“伏都教经济学”（Voodoo教——海地的民间宗教，被天主教指责为邪教）。世界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收入拉伐、供给学派之类词条，理由是它“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
炒作经济学家的事还仍然会有，但仅靠炒作成功者不会有。话经济学人
卢森贝的悲剧
提起卢森贝，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但文革前学过经济学的人不会陌生。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经济学说史的标准教材，讲这门课的老师也是言必称卢森贝，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崇敬也是应该的，卢森贝的确才华横溢，学识丰富。从他1879年出生来看，应该在十月革命前上过大学。但主要学术活动还是在前苏联成立之后。当时苏联成立了红色教授经济学院和红色教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学院，以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卢森贝受命讲授政治经济学史，但当时这门课的体系是资产阶级建立的，教材也是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当然不能用。于是卢森贝就按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编写，1934~1936年，出版了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940年为了适应大学生用又缩写了一卷本《政治经济学史》。这两本书是我常读的。应该说，资料相当丰富，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自己创立一个经济学史体系，又读了这么多书，用资料来充实，这么巨大的工作主要由他一人完成，令人不得不敬佩。
卢森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极为深入，大概在当时的苏联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他写的《资本论注释》是我上大学学《资本论》时的必读参考书。这本书为我解决了读书中的不少困惑，也给了许多启发。它不仅解释了难读的一些内容，还在深入思考、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了读者指点。看来他本人对《资本论》的了解无人比拟。与当时流行的日本人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相比，卢森贝的书显然高出一筹。
60年代中国大学生学的标准教科书，也是国内编写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范本
卢森贝1950年去世，比斯大林晚三年，一生主要生活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之下。但他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他的许多著作出版于大肃反的30年代。可见迫害知识分子之事并没有影响他。早在1920年他就是苏共中央委员。并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一个以教书为生的学者能有这种殊荣在前苏联也是凤毛麟角了。
但我读卢森贝的书时，总感到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他这样的才华和学识研究经济学史，应该是世界级大师。可惜他的影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圈子里，还是靠前苏联的武力输送出去的。在西方，很少人知道他，也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研究经济学史的专家也很少提到卢森贝了。其原因我想还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史》尽管是谈历史，但也是一本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书，这样，就缺少了科学意义。可以红极一时，但却难以留传下来。
卢森贝的悲剧《政治经济学》的缺陷首先是体系的。经济学史本来应该刻画出整个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但卢森贝是按马克思主义来划线的。“一批一扬”，即反对马克思的批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扬之。与此无关的许多内容就都删掉了。以主观需要来为客观历史划线，岂不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了吗？在这套书中许多对经济学发展十分重要的人物和思想都不见了。其次，这本书只写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全没了。卢森贝的学术生涯从20年代开始；30年代写出了这本书。边际效用学派等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能不写。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态度作为标准，把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对他归为庸俗的是一批到底，把他们的许多贡献全抹杀了。我这本书中写到的萨伊、西尼尔等人就是例子。许多中国人研究经济学史的风格也由此而来。就文风而言，也是苏式党八股，与中式党八股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中式党八股本来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送来的。
当然，我今天这样评论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并不是苛求前人，我理解那一代人的苦衷。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那一代人的悲剧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个人，要责怪造成这种制度的斯大林之流。
俄罗斯是不乏人才的，即使在沙皇统治之下也出了罗蒙诺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下，没有这种大师了呢？这正是我写卢森贝的悲剧想探讨的。
专制制度总是用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