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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配第的人品就无人敢恭维了。他在16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爱尔兰军队的总医官。在爱尔兰他获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 即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著名将军Oliver Cromwell 之子）的信任，出任土地分配总监（Commissioner of Division of Land）； 主持把爱尔兰的人的土地分给入侵的英军及相关人员的工作。他利用特权获得50000英亩土地，成为新兴的土地贵族。以权谋私，这是他第一个人格污点。
配第三本重要著作的合集更严重的是第二个人格污点——背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背叛了亨利·克伦威尔，投奔查理二世，并深得宠信。他又被自己所反叛过的斯图亚特王朝封为爵士，并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reland）； 为自己又得到大量土地，到晚年他的土地多达270000万英亩。真正是不惜手段，名利双收。此外，据配第的传记作者Alessandro Roncaglia 在《Petty：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harpe； 1985）中考证，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可见其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人品与学问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必由于一个人学问精深而掩盖他人品上的缺陷，也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有缺陷而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更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高尚而拔高他的学术成就。人品与学问双优无疑是理想的，但“人无全人，金无足赤”。人品与学问兼备也是“此事古难全”。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
谁都知道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 1473~1543）是波兰著名天文学家，他在1543年临终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中提出了日心说，被称为是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哥白尼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奠基者之一。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学过天文学、希腊文、数学和柏拉图的著作，精通当时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全部知识，是当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许多问题都有研究。1519~1528年间，哥白尼曾担波兰国王丁格蒙德一世（Sigismand I； 1467~1548）的货币改革问题顾问，在1526年撰写了《论铸币》（Moneta Cudendae ratio； 此书1816年才出版，1864年译为法文本出版后渐为人知）。这本书是应国王的要求所提出的一份报告，目的是解决贵金属大量引起的各种问题。就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今天称为货币数量论的思想，和进行币制改革的建议。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美洲的贵金属（金与银）大量流入西欧，这引起物价普遍上升1~2倍。这种现象称为“价格革命”。“价格革命”也严重影响了波兰，给王国和公众造成了严重灾难：纷争、动乱、土地荒芜和货币贬值。波兰王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哥白尼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当时波兰并不是直接把白银或黄金作为货币，而是使用白银或黄金制成的铸币。当白银与黄金大量流入，铸币增加时，货币贬值，物质上升就是必然的。哥白尼指出：“当货币过多时，币值就要下落。……货币贬值大概是因为它数量过多。”我们知道，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数量与货币的价值反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货币越贬值），由此推出，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同方向变动（货币量越多，物价水平越高）。哥白尼已明确指出了第一个观点，也看出了物价水平与流通中货币量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把他称为早期货币数量论奠基者的原因。
当然，我们还应该指出，哥白尼论述的是商品货币下的货币数量论，所以，他强调的不是一般商品的物价水平同货币数量的关系，而是货币（铸币）与本价金属（金或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把铸币作为货币，把本价金属作为商品，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货币增加引起货币贬值是由于“铸币本身成色减损”，“铸币分量不足”，或者“铸币长期使用造成的磨损和破碎”。这样，铸币相对于本价金属（金与银）贬值，本价金属价格就上升了。这就是对商品货币下，货币量增加与物价水平关系的解释，是货币数量论的中心。
哥白尼认为，要稳定经济，必须稳定币值，稳定币值就必须使铸币有其与本位金属相同的价值（如一镑的铸币相当于一磅白银），而且，货币还应该有其作为货币的额外价值（一镑的铸币的价值要高于一磅白银）。这样，币值才会稳定。他所主张的币制改革就是收回不足成的铸币重铸，使之成为足成的铸币。通过这种重铸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
哥白尼也是经济学家在商品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哥白尼对货币数量论的论述受到重视。19世纪初英国金块委员会报告中对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与哥白尼的观点十分相近。1811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作为金块委员会委员也提出了哥白尼所建议的限制铸造分量不足的铸币的主张。
说起来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大天文学家怎么能称为经济学家。这就要从当时经济学发展的状态去了解。一方面，当时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成为经济学家也不需要经过什么特殊培训。因此，任何人只要从他们观察到的经济事实中推出一点道理，而且，这种道理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或引出了以后的某种重要理论，就可以称为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早期经济学家中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疯子、牧师、股票经纪人、革命者、贵族、美学家、怀疑论者和流浪者。总之，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当时的学者，大多是百科全书式的，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一样，什么都懂。所以，可以兼各种学家。像哥白尼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者，兼天文学家、医生和经济学家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4章
就货币数量论而言，其奠基者都是像哥白尼这样的业余经济学家。如西班牙神学法学流派萨拉曼卡学派的马丁·纳瓦洛（Martin de Azpilcueta Navarro； 1493~1588）、路易·莫利纳（Luis Molina； 1535~1600），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达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这些学者。
我把这种人人都可以当经济学家的现象称为“泛经济学家化”。这是经济学发展萌芽时期的正常现象，以后随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这种现象也就消失了。今天，许多没有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以经济学家自居，或被媒体封为“著名经济学家”，正是我们经济学不成熟的标志。
如果哥白尼生于现代，他就不会是经济学家了。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
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经常为斯密著作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斯密思想的形成当然与他所处的变革时代相关，但就其个人而言，这是他广泛读书与交友的结果。《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终生不娶，与老母相依为命，广交朋友，每逢周末必邀约好友晚餐”。
先来说书。斯密藏了多少书？今人的判断主要依据了4种材料：斯密本人编写的1781年目录与注释，该目录为斯密亲笔所写的手稿，1920年被东京大学买走，1951年在东京出版，该目录中有1100本书或小册子，共计2200卷。斯密于1790年去世，1781年以后斯密还不断买书（1782年12月7日斯密致卡德尔的信中说“我在伦敦买了许多新书或再版书”）和赠书，而且，斯密注明这些只是“楼上藏书”，不包括其他地方的书，这份目录显然并不完全。1894年詹姆斯·博纳编了一个书目，1932年博纳又对该目录进行修订和补充。这是目前研究斯密藏书最重要的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还研究了斯密去世后这些书的去向。目录2中列出斯密藏书2240卷。最后一种资料是以后图书专家、收藏家、书商等人发现的带有斯密藏书印记或标签的书。根据各种资料综合斯密去世时的藏书约为2800卷。
斯密去世后这些藏书由他的表弟道格拉斯（以后的赖斯通勋爵）继承。这些书以后分别流到爱丁堡大学、卡柯尔迪博物馆、爱尔兰女皇学院、东京大学及其他单位或私人。
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广博的知识正来自广泛的阅读。在《国富论》中斯密经常谈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而且从今天来看，他谈的也极有深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我的文章《亚当·斯密论中国》中的介绍，该文收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读》一书中）。谁都知道，斯密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全来自读书。斯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正是西方人在东方旅行的游记、日记和历史、地理著作。例如，斯密的藏书中有英国人约翰·贝尔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漫游记》，其中译有法国人德·朗热写的《北京游记》。斯密对中国人轻商的看法正来自此书。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藏书保存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批注或记号。斯密在《国富论》引用过的许多材料，在原书上看不出来。可见斯密是在自己消化理解的基础上引用这些资料的，并非仅仅找依据。
斯密一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是许多研究著作中的一本斯密在法国旅行时与重农学派学者有过交往，从法国返回英国时，他带了至少4大箱书。这些书有多少，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仅保险金就交了20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见书相当多。这些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写作肯定有影响。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实际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影响。这些书可以作为佐证。
亚当·斯密的书与友如果仅仅是读死书，大概斯密也就不是今天的斯密了。人的思想是在读书中获得的，也是在与别人交流和思想碰撞中产生的。斯密终生未婚，但交友极广。他的许多思想与知识正来自与朋友的交流。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亚历山大·邓洛普、罗伯特·西姆森、弗朗西斯·哈奇逊对斯密的影响相当大。斯密在邓洛普指导下学希腊语，受西姆森影响对数学兴趣极浓，而哈奇逊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斯密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斯密的好友有当地法律界名流亨利·霍姆（以后的凯姆斯勋爵），精通经济学的同乡詹姆斯·奥斯瓦尔德，还与诗人汉密尔顿有通信往来。在格拉斯哥任职时，他与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