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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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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第11章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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