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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谈论现实主义是一件光荣的事。毕竟那时还是天圆地方。而在充满声色光影的今天，仍奉现实主义为不可置疑的圭臬，简直就是对人的侮辱。人的创造力就这么贫瘠？吃前人嚼过的饭渣就这么香？
现实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是它要么讨好了政治，要么讨好了读者。政治就不说了，大家心里都有数。而读者，说不好听的，是愚蠢的，也是最聪明的。他们要喜闻乐见，要故事的情节、悬念，人物要鲜明，也即扁平单一，要脸谱化，曹操是奸诈，关羽是忠义，一个词就能概括一个人。他们喜欢曾在身边发生过的具有甚强亲和力的东西。他们拒绝深刻，因为他们活得本身就不深刻，生活不是让他们思索的，而是“过”的，所以，他们不追求永恒，陶醉于大同于异的故事与人名，他们是一群猪，别人一直喂他们野菜，他们就真以为只有野菜才是惟一的食物，他们不知道鱼可以吃，甚至他们身上的肉，也是可以吃的。读者的愚蠢数不尽数。但同时，他们也是最聪明的。生活是如此不堪其重，他们一直在社会底层被侮辱与损害，自然得苦中作乐，挠挠背、抓抓痒，文学对他们而言，当然最好就是那根竹制的“不求人”。他们有权力拒绝深刻，有权力向一切自以为高高在上的神喻吐痰。他们为生活而向社会弯了太多的腰，那么，由社会而诞的文学向他们弯一次腰，也在情理之中。
事物充满无限的可能，而意义，则隐藏在那些令人不舒服的褶皱里。谈论虚构实在令人沮丧，我曾把《时代三部曲》参加新浪举办的文学大赛，入了围，而专家对其中某部小说的评语是：“作品有奇妙的想像，精到的说理，而且在叙事上跨越时空，有特殊的才情表现；但作者过于沉溺于理性的论说，几乎是以议论来构筑整个作品，这使作品的小说味大打折扣，而更具有文化散文和思想随笔的品味。”该怎么说呢？术业有专攻，我想专家不会看不出小说的品质，不可能不懂小说的方向，或许他们只是不得不向商业妥协，又或者说他们对未见过的小说的写法感到害怕，而情愿中庸。
算了，不说这个，那是上帝管的话题。把烟点燃，袅袅青雾，一圈一缕，灯光一映，或浮或沉，宛若有生命的灵魂。它们虚构出一个形而上的空间，肉体于此，如阳光下的雪，迅速消融。具体的我不在了，只剩下充溢大脑的观念及想法，悉悉嗦嗦地响，呈现在屏幕上，便是现在的文字。
孤独的文字。应当无所谓认可。没有月光，窗外的房子与树丧失了线条，变成一张没有厚度的平面。看不见的，现时，现在，很多东西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到经验与想像上吧。
耳遇之成声，目得之为色。白云苍狗，蓝田玉暖。凡进入大脑得以储存累积之物，是为经验。其获取方式有直接与间接两种。譬如吃鲈鱼，眼睛看见它的形状大小，鼻子嗅到它的香味，手指拈出那几根鱼刺，耳朵听到同餐之人的大呼小叫，舌头再往鱼肉舔一舔，鲜味十足，食指大动，这些都是直接经验。而鳟鱼，一向久闻其名，却未曾饱有口福，但关于鳟鱼的各种传说、文化典故、其滋味如何，生物习性等，通过电影、书籍等方式为我所知后，这些便为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一种个性。间接经验是一种共性。个性里有共性，因为都是人，谁肩膀上都没有生出翅膀，要触摸白云，只能搭乘飞机。共性里亦有个性，它是对个性的淬炼、概括与总结。
经验可以累积、传递、分享。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说他是在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萌生的创作欲望。但应该说，他的小说中是见不到卡夫卡的影子。他喜欢把现实与幻境揉和掺入作品，而卡夫卡则着眼于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及人类的痛苦。两个都是天才。应该说，是卡夫卡写《变形记》时所运用的经验在转化为马尔克斯的间接经验后，后者的虚构之力被唤醒了。
“原来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然后想像，然后创造，然后横空出世。
想像是让经验发酵的过程。
五种粮食混合在一起，何得以成为喷香浓郁、清洌甘爽的五粮液？或言工艺，工艺从何处来？来自想像，来自于那些不把粮食煮熟填饱肚子就算满意之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勇气可嘉，更重要的是，他富有想像力，所以人们才能跟随他，在那两只挥舞的大钳内找出人间美味。
想像并不难理解。它让平板的生动，让乏味的有趣，让数字成为诗，让科学变成体操，也让我们眼前有了一台电脑。但敢于想像的人一向不多。大多数人还是为各种各样的常识所束缚。常识是让人伏在战壕里，尽可能减少风险，保护自己，而想像则无异于跳出战壕奔向那条缎子般流光闪烁的河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想像是堂吉诃德手中挥舞的那根向风车挑战的长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幸运地成了勇士，但第一个吃毗霜的人死逑了不算，还要沦为傻逼的代名词。
愿上帝保佑他们。
寻求出版作品《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5）
五，小说的评论
谈论一部小说的好坏，应从何处着手？
学院派使用的那些词汇常令我凛然生畏，一连串术语拧成麻花，油星点点。随手翻开案头一本文学批评，抄录一段：
“在叙述革命的前提下是对个人记忆和历史虚拟的多方位书写，而且越来越偏向后者，主体在文本中的参预功能渐渐迷失在文本的自足状态中”。
说实话，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在讲什么。这段文字并不难理解，讲小说题材的淬取越来越偏向虚拟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可我不清楚的是何谓“文本的自足状态”？这里的“自足状态”是贬义词性的吧，可我咋就觉得“自足状态”是一件好事，所谓神完而气自足。而“主体”对文本的参预功能又意味什么？这里的“主体”，应该是小说家，参预功能是说小说家要时不时跳出来对其作品人物指手划脚吗？如斯，倒不失新小说的一种写法，可联系上下文，又压根扯不上。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小说家想要表达的思想，被他在叙述文本时所使用的语言、结构或其他什么淹没了吗？
请原谅我学识浅陋，总之，在读由一大堆术语组成的绕口令时，我只能张口结舌。上面引用的这段评论学院情结还是轻的，若再来一句，“读者的目前时刻，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延续，决不是一个时间的点”，我想人若不坠入九里云雾，那才叫奇怪。我算对小说有一定的理解，但连我都读得稀里糊涂，我就不知道这种评论的意义所在了。当然，我承认术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阅历、知识结构的不同，人们对许多概念的认知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造成语言与文字其外延常常是模糊不清。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或者说，我想表达某种意思，但你却从我的话里听出另一种涵义。术语是必须的，就像计量上的摄氏温度，无以此，得不出一个精确的比较结果。有人认为二十摄氏度是热，有人或认为是冷。术语的价值不在于传递冷与热的感觉，而是搭建一个对话沟通的平台，一个暂时不断变化着的的平台，每一个人根据这些为大众所认可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再对这些术语得出具体的感觉。但是，术语本身是为了方便沟通，对一些概念进行的整合规范，可若一昧对术语再行曲折、晦涩，却着实让人不大舒服。
这是闲话，暂且打住。
评论小说好坏，首先不要拷问作者的写作动机。尽管有“境界”一说，但动机殊难界定，且动机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一个整天写作的人未必就比一个整天嫖娼的人高尚。毋论作者的写作是为改变现状、博取功名；满足自我及他人认可；稻梁谋，职业行为；兴趣所在，自娱自乐……这些并不重要。写作可以非理性，但一个有效良好的评论机制一定得理性，有实际操作性。如是，我们才不会把巴尔扎克几天内赶写出来卖字换钱还债的《高老头》讥为无聊之物，也不会把数十年心血熬出来最后还得自费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说成垃圾。
小说的好坏究竟由谁说了算？
专家？读者？
专家常因知识而拒绝不在其知识范畴之内的事物，而读者，大部分，都是被他人及自己愚弄的群体，两者并不可信赖。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专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他们的一句话要顶读者的一万句。文坛，说到底，是少数人的。作为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利益，所谓专家自然要泊来或创造出名目繁多的概念来唬弄读者，以便做出蛋糕，占有蛋糕。
读者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可疑的大多数。他们常以“人民”的面目高高在上，但老天爷知道，他们并不能在每个时候都清楚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发出的声音，多半是别人塞进他们喉咙里的。人是渴望上帝的，权威的阴影成几何形状矗立于神庙大殿，向权威跪倒，是能换取到一定时间内心灵的归属感，毕竟，人的膝盖是软的。所以希特勒干脆一把火烧了国会，议会里各种拳打脚踢的声音迅速消失，纳粹美学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
如何调戏专家，勾引读者，在后文的“小说的登龙术”里，还会详谈，这里就不再论述。作为写作之人，只能是希望有良知的专家，懂得审美喜欢思考的读者多一些，而自己的运气也足够好。
评论更切忌被意识形态遮住眼睛。坦率说，只有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时，在其相互妥协的空间处，写作才有可能回归本原，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进而作出评价。写作是冲动的，个体智慧因它的激情，那不可替可的惟一，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盎然生机。而评价应该是理性的，通俗点讲就是：它写了什么？它是如何写的？
“写了什么”包含两层意思：
A；它是否指向那些永恒之物，即人、自然、人与自然三者。再详细点讲，譬如人的爱、恨、悔、嫉妒、恐惧、傲慢、善良、虚伪、荣誉、尊严、自私、怯弱……，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及坐立行跑等动作皆服务于这些词汇，它们穿透时空，不因现实的荣辱而褪色，任何强加于其上的诋毁之言皆不能抹去它们的光辉。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空间的考验。又譬如自然，山河淋漓，秋水一色，有银河倒挂，有大漠孤烟。小说若能汲取天地之意，其美也大，其丽也壮矣。再譬如人与自然。它可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