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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是，我后来却完全颠倒了，直颠倒到现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这或许是因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似乎一下子将恐怖用完了），而获得了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又或许是它的自由、民主的传统。这传统像灵魂一样，长期压抑，纵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掺沙术，也未能使它泯灭。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边游荡。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束缚，受不得压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门，失去这开朗、轻松的氛围。它叫人有一种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种种社会恶习，但它毕竟是文化人群居之地，高度的文化修养使人少了许多杂质。文化温柔了人的性情，净化了人的魂灵。走动于这群人中间，觉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睁大了眼“横着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温文尔雅，且又能互相谦让，关系简单如1＋1。我实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脑力去琢磨人际关系，害怕算计，更惮惧受暗箭袭击。那样活着，委实太累。我还很欣赏这里的节奏。它外表上看，一盘散沙，稀里哗啦，全无约束，然而在它的内部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这无形的张力，像鞭子催赶着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儿郎当，却在深处激烈竞争着。一出校门，我轻松得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进校门，就像被扔进急速翻卷的湍流里。而就在这湍流里，我获得了生命扩张的快感。这里的人都很忙，来往甚少，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时间长了，我倒习惯了这种宁静与寂寞，甚至是孤独。我由一个坐不住、猴儿一样不安分的人，变得别无它想，死心塌地地蜗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热闹中去了。那颗原先喧闹不宁、躁动不安的心，安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与吃惊。我分明觉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气质，已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血液。我变得跟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离去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个寒陋的讲坛（北大的讲坛未免有点寒陋得不像话）。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
他像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
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非内荏而色厉，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无就是有，有却是无。是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敢再掉以轻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对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句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是语无伦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侃它个三四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之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的课，却见他将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辈子，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台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亵渎的行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的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从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有人提醒着公众：一些人在利用大学讲坛。说得对极了，既占着，就该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职守，倘若把讲坛仅仅理解为传授纯粹的知识，大概未免浅薄了一些。讲坛应该也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真诚和正义。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布道。当年的鲁迅不敢忘，闻一多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应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晚
第三部分曹文轩北大记忆二：天堂之门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身着一套从一位退伍军人那儿讨来的军服（那是当时的时装），呆头呆脑地来到了北大。录取我的是图书馆系。而当时的图书馆系是与图书馆合并在一块的（简称“馆系合并”）。把我弄来的是法律系一个叫王德意的老师。她去盐城招生，见了我的档案，又见了我人，说：“这小鬼，我们要了。”那时北大牌子很硬，她要了，别人也就不能再要了。分配给盐城的一个名额是图书馆系。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念头和思想，眼睛很大很亮，但脑子呆呆的，不太会想问题，连自己喜欢不喜欢图书馆学也不大清楚。我糊里糊涂地住进了三十一楼（图书馆系的学生全住在这座楼），糊里糊涂地上课、吃食堂、一大早绕着未名湖喊“一二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上课的教员很多，后来馆系分家时，我发现他们有的留在了馆系，有的留在了图书馆。合并之前他们到底谁是馆系的，谁是图书馆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懂得了什么叫“皮氏分类法”，学了一支叫“一杆钢枪手中握”的歌，跟从宁夏来的一个同学学了一句骂人的话，记住了一两个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把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了冶金类），认识了许多至今还在馆系和图书馆工作的老师。就在我死心塌地要在三十一楼住下去时，一日，忽然来人通知我：“你会写东西，走吧，去中文系学习去吧。”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全住在三十二楼。搬家那天，给我送行的人很多，从三十一楼哩哩啦啦直到三十二楼，仿佛我此去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到了中文系，我觉得与周围的人有些生分，感觉不及与馆系的老师、同学相处时那么好，于是，我常常往三十一楼跑（他们说我是“回娘家”）。直到今天，我仍与馆系和图书馆的一些老师保持着一种亲切。这一点对我后来去图书馆借书，带来了不少好处。
到中文系不久，就参加了大约一周的劳动。这次劳动又与图书馆有关：在馆前挖防空洞。那时，大图书馆刚落成不久。下坑（在我们之前，其他系的学生已经将地面刨开并挖下去好几尺深了）前，有一次动员。动员之后，挖坑的目的便明确了：敌机轰炸时，在图书馆读书学习的几千人来不及疏散，可立即就近钻入防空洞。做动员的是军代表。他说着说着，就把我们当成了军人；说着说着就忘了那不过是去图书馆前挖洞，而让人觉得他要把我们带到平型关或台儿庄那些地方去打鬼子。我们面对高高矗立的大图书馆排着队，一脸的严肃和神圣。大家认定了敌机肯定会来轰炸它的，便都觉得确实应该在它的周围挖些洞，并且要挖得深一些。那些天，每天早晨，我们从三十二楼整队出发，也唱着“一杆钢枪手中握”（实际上只是肩上扛把铁锹），雄赳赳地开赴图书馆，时值寒冬，天气颇冷。我们穿着薄薄的棉衣，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但黑板上写道：天是冷的，心是热的。当时我想：心肯定是热的，心不热人不就呜呼了？但我们确实不怕冷，就为了那个信念：图书馆里读书学习的人再也不用怕敌机轰炸了，尽可安静地坐着去看自己愿意看的书。在图书馆东门外的东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