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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曹文轩老师是我进北京大学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从进北大以后他就给我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年轻的老师感到很骄傲。《曹文轩文集》出来了——很应该出一套这样的文集。假如把他命名为“学者型作家”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位。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是很相融相洽的。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他最可贵的一个地方是，他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是“泾渭分明”的。我知道现在的一些大学老师也写小说，他们写现实的校园也好，写学生生活也好，都是把现实生活直接写到作品中间，但曹老师的大量的文学创作，是不去写现实生活的题材的。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精心营造他的一个文学世界，或者说叫做他的审美世界。他的这个文学世界跟他的现实世界是不搅在一起的，他的文学世界更纯正、更明晰地表达了他的“审美理想”，而他的“审美理想”是延续了一种“古典精神”。我读他的作品，最感动我的也是这一点。他是追求“永恒性”的，这个“永恒性”是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是文学的“永恒性”？我觉得不必要把它搞得非常清楚，搞清楚了反而可能就不叫“永恒性”了，它隐藏在那个文本的背后，是文学的灵魂。曹老师的学术研究与创作“相辅相成”，因为他涉猎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领悟了这种“永恒性”，他领悟得非常透彻。从叙述方式、情节结构模式、情感的表达方式，甚至包括语言，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在追求一种“永恒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和中外文学名著息息相通的。我一直觉得他有一部长篇小说是非常不错的，就是《红瓦》。这是一部相当成熟的小说，但是可惜这部小说被我们的评论界所忽略了。《红瓦》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对“古典精神”的追求，而且表现得非常“圆满”《红瓦》为什么不会被我们的评论界所重视呢？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是它没有什么很“时尚”的东西——没有“时尚性”的东西，因而就被忽略了。
雷达：摞起来一看一大摞，非常可观。这是曹文轩在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条战线、两条轨道上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我认识曹文轩很早，“四人帮”刚粉碎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有一个原因，来往还不少。我讲讲我的印象。其实他现在出版这个文集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或者说一点突然的感觉也没有。我觉得曹文轩第一是非常勤奋，这是曹文轩的特点。他同时在《小说选刊》、《十月》杂志开专栏，还要带学生、讲课，我觉得非常繁忙。一个人的极限到底有多大？我非常惊叹有些人做很多事情，曹文轩就是这种人。那个专栏我们都写过，我有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一年，感到非常疲惫。他把《小说选刊》这个专栏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两年。第二，就是他非常有才华。我觉得他在《草房子》和《红瓦》这些小说里面，展示出了一种非常优异的才华。尤其是《草房子》，塑造的人物，我是终身难忘。那种对生命、对人，那一种关切，以及对——我认为可以说是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其我是非常赞成的。我顺便讲一句，我个人更喜欢《草房子》，《红瓦》写得也不错，所以这一点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我就是这么看的，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第三点，就是曹文轩的“博闻”。“博闻”，就是广泛地吸收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他都要读，他把自己的那个知识、文本资源和精神资源，构筑得比较开阔、比较丰厚。要不他写不出这么多东西来，他会枯竭，或者会很单调。还有一个就是“集思”。心不专是不行。在这一点上，我是羡慕文轩的，他是非常“专一”的。他的成就、发展道路，不是没有来由的。我觉得他开始了一种路子，就是大学的老师，学问做得也不错，文学研究也很活跃，创作也是“自成一格”。他做了一种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模式。在《曹文轩文集》的这个首发式上，我向他衷心地表示祝贺，我觉得这是他辛勤劳动的丰硕的收获，我们应该尊重它，给予重视。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3）
洪子诚：向他表示祝贺，至少有四条理由。
出版文集的曹文轩，今年应该是四十几岁，但成果却己如此丰厚。文集共有九大册。事实上，他有许多作品，还没有收入。记得我在他这样年龄时，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才出第一本书，是谈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的。那本书印数不多，且不出三五年，便摆在打折的地摊上（还让学生从那里替我买了几本）。所以，祝贺的头一条理由，是他的如此年轻，却如此的有作为。
在印象里，中国当代男作家，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长相大都乏善可陈。因此，文坛上有“美女作家”的称号，却没有“美男作家”的说法。不过，小曹（以及另外的少数人）倒是例外。前些年了，他改编《草房子》电影得了奖，北京的某报发表他领奖时的大幅照片（好像是现在当县长的牛群的作品）：拿着金像，双手高举过头，潇洒而灿烂。这时，也会如汪曾祺先生在《羊舍一夕》中那样，想起《三家巷》第一章的那个标题。因此，虽是男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却长得很帅，这是祝贺的第二条理由。
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开始时候总是想当作家、诗人。“众所周知”，结果是大多数人希望破灭。大学一年级，我也写小说，写诗。同班同学刘登翰读过，半天沉默无言。经过这样的无声打击，再想继续学习写作就很困难了。其实，就连才华横溢，极富诗人气质的谢冕先生，上大学之后也不再写诗（除了献给陈素琰、至今秘不示人的情诗外），改为诗歌批评和研究。在我们，这都是不得己的事。而这二十多年来，曹文轩却小说、散文写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误，并一直保持甚佳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京派”的那一群。不过，“当代”的一个时期，作家和学者的分离则成了普遍事实，以至于王蒙先生80年代初有了“作家学者化”的呼吁。从一般道理说，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应当能够互相促进。不过，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情况可能多种多样。闻一多、朱自清先生都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又都是诗人在前，学者在后。卞之琳先生在研究英国文学、何其芳先生在研究典型和《红楼梦》期间，都还写诗，但诗又都远不如以前的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是学术损害了诗情，还是清醒到诗情离他们渐远而改事学术。叶圣陶先生开始是小说家，在成为教育家和语文学家之后，便不再写小说。当他以语文学家的眼光修改自己的小说（50年代修改《倪焕之》）和他人的散文（60年代修改冯牧的《澜沧江边湖蝶会》）时，似乎都失多于得。在曹文轩那里，这两者却似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看来有助于他文学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写作理论研究（《小说门》），他的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还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这三者，有一致的基点，这就是对“文学性”的信心，和对艺术“本体”的关切。因此，在文学史写作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他批评目前大量的文学史写作者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基于对“纯正”的文学的信念，他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图景做出具有独特风貌的描述。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和“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的说法，关于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己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的意见，他对目前成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的质疑，和对着眼于揭示“艺术奥秘”的“文学研究”的坚持，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和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体察，……尽管这样的声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不仅写小说，而且做学问，“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是应向他祝贺的第三条理由。
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便是变化多端。“重建”，“复兴”，“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事物本来面目”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流行语。我们追随过革命（曹文轩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今天又点燃了对“红色岁月”的温馨记忆。我们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让文学回到“自身”，而现在，又觉得所谓“自身”和“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因为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我们如何能够逃遁？我们强调过表现“重大斗争”的宏大叙事，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如今好像又为“日常生活”的膜拜忧虑。基于对“理性”、“主体性”的信任，我们曾坚信世界的“整体”性质，和人对世界“本质”把握的可能性。但不久，“整体性”被证明是虚幻的，我们改信了有关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图景的描述。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在当代曾声名狼藉。不过在80年代，启蒙的精英意识又复活、拯救了“知识分子”的信心。而现在，“知识分子”又开始成为人人唯恐逃之不及的词。……在这种风云变幻中，曹文轩有自己坚持的主张。也吸纳新的知识，也思考社会现实，但如他所说，并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追随潮流。他坚信存在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如“人性”，如“美”。他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真正”、“纯正”、“永恒”等，是他经常使用的词。因此，在历史观上，透过显眼的“断裂”，他认为更本质的是历史的连续。他不认为“时间”具有绝对的意义，说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这些自信，既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他研究文字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急剧震荡，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机之中，这种对“本质”和“普遍性”的信仰，也许是另一条值得我们耐心寻找之路。现在，人们又开始谈论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而我却发觉，不论是何种强力黏合剂也己无法修复自己的思想碎片。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时刻，对照起信念始终坚定的曹文轩来，真觉得让人羡慕，这是向他祝贺的另一条理由。
格非：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具有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你小说写不好，你会说你是学者，学问做不好，你会说，你是一个作家。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大学里小说创作是不算成果的在大学里头，你的教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