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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还活在人世；实际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连任何记号也没留。
在黄骅县被残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经丁溪野动员参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尔滨建立秘密联络点的爱国阿訇刘殿云。1968年11月，田永兴又来到黄骅县，硬说已经退休的刘殿云是“伊玛尼党党徒”，动员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刘殿云。在一次斗争大会上，个别汉民群众糊了一个纸猪头扣在刘殿云阿訇的头上，并把他装在箩筐里抬着游行示众。这引发起当地回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肆意侮辱伊斯兰教，并且因为田永兴及其打手们都是解放军，而对解放军的传统看法有了重大改变。最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刘阿訇，终被反复折磨致死。
田永兴又过黄河、跨长江，到了江西省，“审问”一个军分区的政委周绍先。1940年二十岁参加回民支队的周绍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就因为他是丁铁石当主任的回民支队政治部领导下的剧社舞蹈演员，也被称做“伊玛尼党党徒”，田永兴召开这个军分区的大会批斗周绍先。周绍先不服，田永兴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使劲掴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聋，使他成了残废。
田永兴又赶回北京，让打手们严刑拷问与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杀而亡。
至此，就这个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侦查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回汉民群众已达数百人，形成了骇人听闻、后果严重的大冤案。但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和抢班夺权成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却认为田永兴“立了大功”。
这正是田永兴梦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顶头领导丁铁石的身上，为他榨取更加飞黄腾达的资本。
其实这时候，丁铁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
前面说过，由于这个“伊玛尼党”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装甲兵党委就给丁铁石胡乱加了一些“经济问题”的罪名，给了他行政降职、党内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由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降为技术部的一个处长，抗美援朝回国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等无交往，装甲兵党委也硬说他是个“彭黄反党集团分子”，说什么也要开除他的党籍；军委总政治部不同意，装甲兵党委只好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副军职的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降为副师职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计划部的副部长；1966年3月，又让他改当这个科研院的副总工程师，彻底剥夺了他的行政领导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陆两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许认为他已不属于当权派的序列，就没有让他加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人戴着高帽弯腰撅屁股的大队。
1967年1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们，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装甲兵的一些人也跟着抢班夺权。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昆，立即夺取了这个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开科研院副政委汪志华被戴高帽游街一周年大会。会前一刻钟，两位“造反派”走进了丁铁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礼，请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丁铁石只得跟了去，并被安排坐在最前面。会议进行了半小时，新四军老战士汪志华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兴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声——“把‘三反分子’丁铁石揪上来——”丁铁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一只胳膊推上台去，当场撕下他的领章、帽徽，随后就在他自己的住处被“软禁”起来。所有来信早就被查收，丁坚、丁溪野等人在哈尔滨和黄骅县等地已经遭受的一切磨难，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黄昏，丁铁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围中去水房打水。他还没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从前截住，扭送到技术保障队的一间平房：窗户早用木板封死，还被糊满了报纸，报纸上还又抹了一层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会儿，田永兴就带着技术保障队的一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个老兵走了进来。田永兴一进来，翻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像，往窗台上一放，几个人按着丁铁石的头向毛主席九十度弯腰“请罪”，要丁铁石“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无罪！”
低头弯腰的丁铁石话音刚落，田永兴立即给他一个大耳光，接着用双腿夹住他的脑袋，命令那个排长、两个班长和那个老兵，对他使劲打。从此，丁铁石每天都得“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
所谓“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寝和三餐饭，都得面对毛主席像，脖子上吊着重达十五公斤细铁丝勒到肉里的上书“反革命分子”的大铁牌，再撅着屁股就“喷气式”，嘴里还要大喊“毛主席万岁”，其中必有三次挨打。这样直打得丁铁石遍体都是伤。
两三个月之后，丁铁石被带进了自己很熟悉的原来处长以上干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专案组的审讯室。田永兴在审讯台边翘着二郎脚，丁铁石则被按坐在审讯台前的小凳上。田永兴瞪着眼睛问：
“你还认识我吗？”
“什么意思？”
“四七年三月间，你是坦克学校校长，坐在一个大转椅上，多么威风，多么神气！”
这一下丁铁石才突然想起，他当年在大连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学校校长时，田永兴曾是那里的一名学员。丁铁石遂严肃地说：
“你不用讽刺挖苦，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事吧！”
田永兴阴阳怪气地说：“那一次我向你请假，去市里办事，你不但不准假，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噢，就为这个？”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啦！你不能再那么威风、那么神气啦！你做的那些事，对头吗？”
“你不用再讽刺挖苦！你说说，我批评你，到底对不对？”
“你甭嘴硬问我‘对不对’！我说这是不对！”
“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