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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然后学开车。平时每天都得清扫汽车房、擦汽车，帮助师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每天两顿窝窝头，一分工资也没有，他也干得很认真。
1930年8月，在黄县读书时的几位同学进了北京崇实中学（现名二十一中）。这所中学与葛佩琦当学徒的工厂只隔一条胡同。他们得知穷得有名的老同学葛佩琦还是因为没有钱才辍学，一位家庭较为宽裕的同学王征寿（现为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动借给他二十五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伙食费；葛佩琦自己剩下的那八块钱，够交一个学期的学费；那位举荐他去工厂当学徒的老乡，则借给他五块钱买了书本，他才得以插入这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
他遂向工厂厂长告辞。厂长看这位年轻人忠厚老诚，刻苦上进，就特别关照他得空儿就回厂继续学开车。这正合他的意，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都回厂摸摸方向盘，没花一个铜子儿就成了技术娴熟的司机。
第一学期顺顺当当地度过，第二学期的“钞票”又成了问题。学校教务长介绍他去牧师兼校长办的瑞士奶羊场，给用户送羊奶。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上自行车，把三十多瓶四十多斤重的羊奶分送给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往返约十里，八点钟准时进课室。下午四点下了课，他再按这条路线送一次奶，不误晚自习。
这样，奶羊场负责给他交学费，另外每月还给工资三元钱；他第一学期的总成绩在初中各年级名列第二，得了八元钱的奖学金，第二学期的“经费难”也全部解决。
他如此风雨无阻地半工半读，在高中部又读了两年。这两年的寒暑假，他照样没钱回家探望父母和兄妹，就留在学校每天照送两趟羊奶，偶尔还开车帮人送水果，所余时间全部用来刻苦自习，拿下了高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1933年暑期，他以优异的成绩，越级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进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他照旧半工半读，以获生活、学费之源：家庭教师，中学兼课。终年辛劳不已。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一二·九运动闯将”
1935年5月和7月，“先安内后攘外”的国民党政府，接连与日本强盗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任由日本军队大举增兵关内，叫嚣“华北五省防共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城东二十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二十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机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军飞机侦察盘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横行。
正当这华北危亡之秋，与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又作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与日本人秘密商谈，决定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决定，由北平市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游行，推动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来。
12月9日早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学生们推出的十二名向何应钦请愿的代表，根本进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为示威游行。葛佩琦与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枪托、高压水龙头对付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不少学生被捕，三十多名学生受了伤，其中东北大学的一位男同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学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马路上霎时冻成了一片片晶莹的血花。同学们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继续与军警搏斗。
永垂青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全天参加了游行示威，本当9日下午当众开票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结果，改在10日上午宣布。葛佩琦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委员。接着，朱穆之（当时叫朱仲龙）、韩天石等三人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于有了这一整天的示威游行，原定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泡了汤。
冀察当局召集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再上街“乱喊口号”。有些校长回校后在学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再去游行，学校就难保了！你们应当爱护学校！”有的学生当场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校，但是更爱国家！”
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改在12月16日举行成立典礼。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都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紧紧包围，住在北大西斋宿舍的葛佩琦，率领西斋的同学向门外冲击时，与身后举大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并遭到十多个侦缉队员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押到附近银闸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着沙滩大街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和歌唱声。北大同学终于全部冲了出来。
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开始“过堂”。他问葛佩琦：“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葛佩琦回答：“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
“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
“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把他拉下去，给他戴上手铐，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与各校被捕的同学继续坚持不屈，齐唱救亡歌曲。数日后，都被各个学校当局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但是，到达涿州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团和到达保定的第一团与第二团，先后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河北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获得第三团全体团员的拥护。第一团和第二团成立的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推举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他们全都返回北平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将这两个组织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外围组织。葛佩琦立即参加了民先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民先”“民先”更得打先锋
就在他参加“民先”的这个月——1936年2月，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更加起劲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学校的学生被逮捕或被开除。单是天安门外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又称河北高中）在一天之内，就开除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十人。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高二、高三班同学六十人激于义愤，和康世恩等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葛佩琦与北大学生会的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让他们投宿于北大三院学生宿舍，给予热情慰问。
2月13日，北平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三百余人，护送康世恩等人返回河北十七中学。校门紧闭，无人接纳。学生们越墙而入。学校校长带来军警特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五花大绑投入监狱，严刑拷打。3月9日，郭清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出，北平许多学校的学生都怒火填膺。北平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深夜，葛佩琦和北大学生会的几名执行委员连夜把这一决定，秘密通知了北大进步同学。
3月31日上午九时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一千多人正要召开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场勒令停止开会。同学们置之不理，追悼会继续进行。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了祭文，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相继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再发生这类事件；停止内战，对日抗战。
这时，北大三院的大门已被军警特务封锁。参加追悼会的同学更加悲愤难忍，决定“抬棺游行”。但他们遭到军警的镇压，结果，五十多位同学被捕，其中有女生十七人，还有一位跟着采访的新闻记者，另有更多的同学被打伤。
当天上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是“本届学生会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一是将追悼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等四位同学开除学籍，理由是“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
这样，北大学生会一边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同时，要求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4月1日下午，葛佩琦与另一位学生会执行委员刘玉柱，去面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梦麟余怒未息，对所有要求均断然拒绝。
葛佩琦们没有气馁。他们发动被捕、被开除同学所属班系的男女同学，接二连三地向蒋梦麟请愿，大搞“疲劳轰炸”。最后蒋梦麟不得不宣布：“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相继被保释出狱。其他各校被捕的同学，也先后得到释放。
1936年5月，天津日益增多的日寇，将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构筑军事设施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葛佩琦也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中漂流着不少浮尸。天津全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
刚刚自动恢复活动的北大学生会，立即率领北大同学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北大当局仍拒不备案。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又被突然赶来的警察、宪兵所制止。学生们遂转移到三院大操场继续开会，决定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学生救国委员会”。经正式投票选举，葛佩琦被选为二十一名委员之一。
6月13日，葛佩琦与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率领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北平市学生的示威游行。各路游行大军运用了“头调尾、尾调头”的穿插迂回游击战术，经过七散七聚，避开了沿途军警的拦截，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
1936年11月，在傅作义的指挥下，绥远抗战爆发。北平市学联发起募捐活动，支援和激励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