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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周围都有强敌。北面是英国人，西面是法国人，还有冲突不断的印第安人，西南面还有西班牙人。西进的拓荒者们，和印第安人也频频发生冲突，相互都有攻击行为，常常酿成流血战事，仇恨也在随着流血而积累。虽然美国作为联邦，和印第安人订有条约，可是政府根本没有实力去约束各州的拓荒者。拓荒者们浪荡惯了，只要自己的无拘无束，根本不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国家，更不把“邦联条约”当回事，看做是什么“国家法规”。他们有时还听自己州的，假如从自己的州政府得不到帮助，他们就连州里的管束也不认，干脆转向周边的外国。
这是一个个人有着极大自由、而社会组织却极为松散，松松垮垮、磕磕碰碰的国家。难怪美国当时完全被欧洲人看不起。觉得这个蛮荒的地方，有着一大群野蛮人的“国家”，随时都要散架。
于是，欧洲各国纷纷私下盘算，这美国“国不成国”，和它签了条约也等于白签，也看不到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所以，要签订条约还是和各州打交道，看上去还可靠点。结果弗吉尼亚州就真的“跳过美国”，自己单独核准了对英国的条约。在南方，佐治亚州因为土地往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和西班牙殖民地相接，心里一直打鼓。因为佐治亚州地方极大、人口极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根本对付不了，就希望联邦能够帮忙抵抗西班牙人，保护自己的土地。可其他几个州没有这样的威胁，事不关己，自然一心想和西班牙人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当时的这个“美国”，在外交上，都找不到什么一致的“美国态度”。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一部分艰难的尝试行不通（2）
独立之后，美国军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到1787年，战争部长诺克斯将军手下只有三个书记官，下面只有象征性的700个装备不良的“美国兵”。各州还开始抱怨，说是既然没有军队了，还要征税干什么？联邦的大陆议会还是没有直接征税权，本来讲好各州出钱养联邦政府的，各州又纷纷开始拖欠，甚至拒绝交钱。没有钱，联邦政府本身都岌岌可危。
今天，全球化是热门话题，我也觉着够稀罕。世界的全球化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它的标志是国际贸易的发达。１８世纪末年，在一个拓荒者乐园的美国，尽管各州之间陆路交通不便，可也在趋向于越来越多的交往，和欧洲的水路货运已是一天都不能中断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各州和欧洲的联系，有时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多得多。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夫，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状态。可是，美国已经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闭关自守”了。你一定很难想像，在那个时候，新生的美国不过是一个经济和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面临如何与外部发达世界“接轨”的问题。
那时，最基本的贸易交往，到了美国都会成为问题。由于硬通货紧缺，欧洲的制造商只好先把货物赊给美国的进口商，进口商再分给各地的零售商，零售商给了本地农夫。一路赊欠下来，到了收钱的时候，反向的路却行不通了。因为这些美国农夫，平常过日子，现金短缺不是什么大问题。农夫们在附近小镇上用记账的办法做交易，等到农产品出来，再交给商人来抵账。农夫没有现金也能对付过日子，每年过手十来英镑就打发了。但到了要还钱的时候，农夫们没有信用稳定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房屋、牲口，还有的就是正在混乱贬值中的债券、纸币。
农夫赊账在美国乡下其实持续得很久。我们的朋友安琪，才三十多岁，她说起小时候在我们附近镇上的生活，都还是样样赊欠，连汽车加油都记账，到一定的时候结清一次。但是在建国初期，现金还是少不了的。除了购物，还有交税，虽然有时候也用农产品来抵税，但税务官逼着要现金交税的时候，就行不通了。现金短缺不但贸易成问题，还造成美国的社会动荡。因为大量农夫拖欠商人和银行的债务，无钱偿还，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商人当然把欠债的人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允许债主拍卖欠债人的房屋土地，甚至把他们关进债务监狱。没钱当然也交不出税来。这样的问题个别出现倒也算了，一普遍，就说明整个社会在出问题。
头脑并不复杂的民众会想，不是说民主了吗？民主不是多数人做决定吗？这好办！于是，欠债的农夫一多，就群起要求州议会通过立法，允许他们缓偿债务，要求州里加印纸币，还要求立法强令债权人接受纸币作为还款。可是，信用不良，纸币贬得飞快，债主当然坚决不肯接受，认为这简直就是抢劫。
在另一些州里，债主们游说州议会，不要通过这样的法律。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并没有解决。欠债的农夫们走投无路，开始造反，他们愤怒地成群冲进当地的法庭和拍卖场，迫使它们关门。从1784年开始，新泽西等好几个州，都发生了这样的农夫骚动。虽然一一平息下去，但美国社会是不安定的。
最震动的一次冲突，是1787年1月的马萨诸塞州农夫暴乱，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谢思暴动。一个叫丹尼尔·谢思的农夫领着抗债的农夫们真枪实弹地动了武，试图攻占州政府的军火库。他们和州国民兵打起来，当场打死三个人。最后农夫们被驱散，领头的丹尼尔·谢思躲了起来。
丹尼尔·谢思本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英雄。也许是战争留给他的影响，他没有带领农夫走向合法途径，却走向了火药库。马萨诸塞是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有着漫长的法制传统，因此，这一事件在美国政界、知识界都造成极大心理冲击。人们对诉诸暴力的方式感到震惊和厌恶，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农夫有自己的苦衷，是国家本身没有管理好。
在国家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当的时候，处理这样的案子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当时的州政府认识到了，既要强调法治，但又不是杀鸡儆猴。他们尽量克制地处理此案。谢思暴动逮捕的14名领头者，因为打死了人，经法庭判处死刑。但到了1787年1月，还是获得了州长的赦免。州政府也劝导参与暴动的农夫冷静下来，引导他们回到合法求诉的道路，派出农夫代表，到州立法机构去申诉和力争。他们的要求后来在州立法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满足。但是，从美国来说，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积弱的社会”本身显得没有出路。
那些许多国家后来一一遇到的所谓“农夫问题”，金融问题，等等，在新生的美国都未能幸免。
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美国的问题虽然复杂，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幅员辽阔、成分复杂的大国。世界在向前发展。人们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分散的、自然的状态，应付一个需要良好政府组织的现代社会。假如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而是一种帮助人们取得自由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必须经得起复杂的、发展着的现实的考验。
美国对于自由的简单理想，以及对于民主制度的最初尝试，在现实中屡屡碰壁，首先使得一些精英开始反省。在这些精英里，有一个奇特的、几乎像是先知一样的天才，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一生全是戏，可惜多半是悲剧。
汉密尔顿是个移民，曾经是华盛顿将军的侍从官。这军中的一老一少，始终维持了很深的友谊。我想，这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与共，还和他们两人都是实干家有关。汉密尔顿很早就给历史留下了一封著名的给友人的信，洋洋洒洒，长达17页。在那封信里，他已经在期待一个有实权的国会，呼吁一个制宪会议，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那还是1780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更是在开费城制宪会议的七年之前，而年轻的汉密尔顿还只有20岁出头。他只是在战争中，深切体会到“大陆议会”的软弱无力，不堪一个大国的重负。此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没有停止地四处呼吁制宪会议的召开。当然，最后还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才真正把大家逼进了费城的制宪会议：除了惊心动魄的谢思暴动外，当时还有两个州为一条河的航行权，僵持不下，争得不可开交。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一部分艰难的尝试行不通（3）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话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英王那里。1７30年，英王把和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封给贵族巴尔的摩的时候，规定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但是英王偏心巴尔的摩，就把波托马克河的整个水面全部划给了马里兰。这种划分界河的方法实在是少见。弗吉尼亚人挨着河边望洋兴叹，连打条鱼、过条船都不行。两个州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为河的使用权争论不休。那个时代，没有像样的公路，陆运千难万难，马车送个把人还可以颠簸一下，要运送货物就非得靠水运不可。所以，航运权就是生命线。
美国独立以后，两州关系更为紧张。1785年3月，两州商量各派委员，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镇开会协商。这个小镇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漂亮的小城。小城就在河边，那片水面美极了，老街很有味道，一条条横街挨着起名字：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公主街，特别有趣。华盛顿将军解甲归田，他的家维农山庄，恰在亚历山大镇附近。此刻他正过着农家生活，这是他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天天梦想的日子。将军是弗吉尼亚人，当然关心这个调解会，就干脆把会议请到家里来开。华盛顿没有官职，却希望为家乡出把力。
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各州都认为自己有“主权”，不必受他人的制约。一些政治家仍然认为，州的强大是自由的保障，哪怕一丝一毫削弱本州的政治权力，都会威胁本州民众的自由。再次协调时，他们干脆拒绝出席，遂成僵局。而弱小的联邦政府，对这一类争执完全没有裁决权。死结无法解开。
这只是千头万绪、此起彼伏的州际矛盾之一。要是把当时美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矛盾、内外交困的故事讲一遍，大概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现有的政府大陆议会，是根据战争时期的邦联条款成立的。要纠正，就必须从修改这个条款着手，改革才是合法的。于是，他们号召各州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会议，议题是“修改邦联条款”。
于是，1787年，在美国尝试了四年的联邦“弱政府”之后，各州商定，再次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在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试着重新为未来的美国，建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组织。那就是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
你也许会说，原来美国独立之后有那么多问题，美国的建国者们怎么不负责任呢。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当初他们的“散”是如何重要。要知道，打完独立战争，那还是1783年。不要说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就是全欧洲，包括欧亚之间的俄国，也都在帝制之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皇权还是主要的统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