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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作为一种信仰”的主张。在法国革命发生的时候，亚当斯说：“我无法理解如何建立一个由１３００万无神论者组成的国家。”对于亚当斯来说，人必须有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人必须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起码的认识和待救之心。一个完全撤去这条界限的国家，是可怕的。亚当斯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预言法国革命将带来暴乱和恐怖的人。他因此很少讴歌式地赞扬民众和自由，却常常发出另一面的警告。在最后岁月给杰佛逊的信中，亚当斯依然在表达他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众暴力的担心，认为民众如若失控，就会如酒醉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子为止”。亚当斯直到最后都认为，他的人生观和信仰，“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
在美国，杰佛逊的思想变得越来越辉煌，随着美国民众水准的提高，民主的逐步扩展，人们看到了他所预言的民主在实现。使得他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先知的形象。而亚当斯所代表的保守思维，使得美国始终有一个反向的思考和质疑。美国民主能够稳步向前，多半由此而来。
也许，必须向你说明的是，我无意在此对他们做出褒贬。我只是让你了解，就个人来说，人性都是有弱点的。这种弱点也可能导致政治倾向走向极端。不论是哪一种政治观点的实行，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条件和地点，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分寸中。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对派的存在，对立观点的存在，才是可贵的、必需的。对立的双方如同一对孪生儿，他们彼此在避免对方走极端，而任何一个方向的极端都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对立派，依靠自身来取得中庸几乎是不可能的。
杰佛逊和亚当斯曾经是最亲密的朋友，又因政治党派对个人感情的伤害，多年不相往来。最后在晚年，他们相互通信，为美国历史留下了建国初期最宝贵的资料。就在美国独立日50周年的那一天，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举国欢庆的那一刻，杰佛逊和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成为美国一个真实的传奇。而他们最后的通信，似乎在预示着美国对立党派此后的关系，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又是分歧的。对立是最触目的，而在最根本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之处，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独立宣言》。
如杰佛逊晚年给亚当斯的信中说的：“我们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战斗，为实现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自治权而奋斗。”这个共同的出发点是理解美国政治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并不是一边是要君权独裁专政，而另一边要某种其他形式的专政。他们的共同理念和追求的目标，都是保障《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建国的那一天，建国者明白，美国远非是完美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目标。这个国家还有历史遗留的奴隶制，还有无数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状况。可是，给处于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以自然权利，是建国者们的理想。随着民智开启，也成为多数民众越来越认同的立国目标，逐渐成为良性互动。强势对立党派的差异，往往只是路径和方式的不同。因为，要获得多数选票，必须不偏离这个立国之本。对立的观点共存和平衡之下，美国得到的收获是“中庸”。
美国此后的政党渐多。国际上的种种思潮涌入，什么奇奇怪怪的激进政党和政治组织都有，有些激进组织可能在一时似乎有极壮大的趋势，左的右的都有。可是，只要是走得太远的、走极端的，最终只能是成为一个弱势党。不是政府在扼杀和限制他们，而是民众不认同。这种趋势，也随民众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这也是美国在政党轮换上台之后，一般都不会发动“翻天覆地”社会变革的原因。
好了，下封信再聊。
祝好！
林达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林肯和内战（1）
林肯和内战
卢兄：
谢谢你的来信。在我前面的故事里，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制度运作，比一纸宪法，那个纸上的制度，要复杂得多。可是对宪法的认同，对游戏规则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政府一开始运作，它不仅蕴含着种种潜在的、与权力膨胀相关的危险，还会产生民众膨胀的危险。因此，民主的运作，有许许多多东西是在宪法上找不到的。民主制度远非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能说是相对其他制度，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而同样的宪法和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遇到的挑战也会不同。在同一个国家，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不同的危机。这也是美国的建国者们当初忧心忡忡的原因。正在蓬蓬勃勃生长中的社会，会变化出无尽的难题，需要人类的智慧去应付。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没有万全之策的。只能多害取其轻。托马斯·杰佛逊对这个制度大概是最乐观的一个。美国建国初期，也就是建国者们自己参与的“精英执政”时期，他们对权力、对共和政府的忧虑，保守、谨慎的风格，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开端。即便是杰佛逊总统，他在总统任期内，执政的风格仍然是保守的。
如彗星划过夜空也许，我必须说明的是，我指的美国“精英执政”时期，是特指在美国建国初期、非常特殊的、一批具古典共和主义精神的绅士执政的情况。而并不是泛指“精英执政”。
在美国，这个时期之所以特殊，因为他们本身的教育来源和文化，孕育了这个制度，而这些制度的最初实践者，就是制度的制定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个制度是基本一致的，它相对也就更容易在实践中成功。美国宪法，是粗线条的原则和规则。它的成功，是纸上的制度和实践本身携手共进完成的。宪法实践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些国父们自己在亲手操作、完善、修补它的漏洞，在完成宪法实践的那一半任务。而不是一群不认同这个理念的、满怀私欲的政客，在肆意寻找漏洞毁坏这个制度。没有一个纸上的制度设计是无漏洞可钻、是严密得你要百般破坏却不成的。
因此，美国民主化呈现保守谨慎的风格，是很幸运的事情。
我们已经聊起过，不论美国的建国者们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对于民主化进程的速度和方式，看法有多么不同，可是美国的民主化始终在扩大。182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大儿子，在竞选中输给了平民化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标志着美国建国初期“精英政治”时期的终结。安德鲁·杰克逊，以一个战争英雄的姿态，以完全不同于当年华盛顿将军的风格和豪气，持极高的民众威望，成为那年美国大选的胜选者。
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美国的政治生态起了明显的变化。在制宪会议上，把大选举团的产生方式留给了各州。各州就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逐步使得大选举团不再由州议会而是由民众产生。实际上已经是民众在间接地选举总统。总统候选人必须通过竞选来让民众了解自己。竞选亮相、拉选票，这成为民选官员的必备功课。到林肯总统上台的时候，民主化已经基本完成，美国从立国初期的精英政治彻底演变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尽管共和国的体制框架并没有改变，半个世纪的进步却使得大众终于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
1860年大选中当选为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是真正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政治家。而他登上联邦政府舞台的时候，又刚好是美国南北分裂的风云时代。从林肯身上，最清楚不过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也表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艰难。
和托马斯·杰佛逊一样，林肯是一个宣扬要为大众说话的政治家。但是对杰佛逊来说，民主多半还是一种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的理念。杰佛逊时代，国家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刚刚萌芽，杰佛逊本人也更多地表现出上层绅士的行为准则。林肯则完全不同。
肯塔基州是美国建国后向西开发的过程中建立的新州，远离东海岸的传统政治中心。虽然肯塔基州是一个蓄奴州，地理上却位于南北之间，被看做是南北边界州，又可以和相邻的伊利诺伊州一样，被看成是中西部。肯塔基州的南边就是田纳西州，就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崛起的地方。这样的边远地区，是底层出身贫贱的人从政的好地方。若不是美国民主化的逐步扩展，在建国初期，这个区域的人被选为总统，几乎是不能想像的。
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贫穷农家。记得我们参观一个古老的南方庄园，展示者为了向大家说明这家人家对待奴隶并不算太坏，就在奴隶的住房前面放了一张林肯家的照片。因为林肯的家看上去比这家庄园的奴隶住房要差得多了。后来才知道，那还是林肯家“小康”以后的住屋。在此之前，在寒冷的肯塔基，他们家只有三面墙，冻得要死。他的生母没有住上四面墙的屋子，就去世了。
农家出身的林肯，没有条件受到很好的正规教育，却干过各种各样乡下人必须干的活：伐木工、摆渡船工、土地丈量工、邮差、店员、农庄帮工等等。但是林肯其实天生不善于干农活，他更感兴趣的是地方政治。边远小地方的政治圈子比传统政治中心更贴近底层大众，使得林肯这样的穷人也能跻身其间。他小时候手头没有书，能够抓到的几本，就反复看得烂熟。其中当然有《圣经》，也偶然地有了一本亨利·克雷的传记。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的那一年，林肯19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他投的是落选的亨利·克雷。从此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共和党人。他后来迁移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七个月后就出马竞选州的众议员。第一次，他落选了。但是两年后再接再厉，他顺利选上了众议员，从此进入政治圈。这时候他才25岁。
年轻的林肯知道，从政也是一种专业，他从小得到的训练是不够从政的。他在当选州众议员以后刻苦自学，考出了律师执照，这也只有在边远小地方才比较有可能。
林肯的风格是朴素和谦卑。这种朴素和谦卑，既是他的出身本色，也是新时代的从政需要。把林肯的风格和杰佛逊的风格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杰佛逊的民主理念来自于思想，他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灵感。他善于想和写，而不善于说。他的风格是优雅的，是书面语言的风格。而林肯的民主理念来自于他所进入的美国政治现实，他不是一个善于思想的人，从来不喜欢读很深奥的书籍，但他却是一个善于演讲、善于领悟大众心思的人，他从面对面的大众那里汲取灵感。他的朴素是口头语言的风格。他从二十出头第一次参与竞选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风格对他是有利的，因为现在是大众选票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了。他不仅不忌讳在竞选的时候提起他卑贱的底层出身，而且是故意地要显示这种出身，处处表现他是一个伐木工。
他在第一次公开竞选演说中说：“我生在社会最卑贱的阶层，也始终留在这个最卑贱的阶层里。我没有什么有势力的亲朋好友来推荐我”，“我想你们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