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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上的分歧牵涉到外交政策，就变得严重起来。英国已经对法宣战。1793年，由法国雅各宾党人掌控的政府，向美国派来使节。顶着当时法国最时髦的头衔“公民”的法国使节热内，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登陆，一路演讲，而且高唱填写着“自由”新词的马赛曲。他受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众的热烈支持，美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量组织起来。热内除了传播革命精神，还要出资武装美国的私人船只，让他们攻击英国商船，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以实际行动支持法国革命。
在华盛顿接见这位法国使节的时候，华盛顿总统冷静、正式地表示，美国严守中立。这使得这位法国使节认为，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一定也快要被“革命”了。形势确实有危险，在美国各地，亲法的政治俱乐部们在壮大。杰佛逊因此认为，这正反映了人民反对政府“冷漠的谨慎”，而且高兴地看到“1776年的老革命精神又在燃烧”。但那已经是1793年，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随即马上到来。同时一场吞噬了5000人生命的热病袭击了费城。法国革命的三巨头也很快被“革命”吞噬。消息传来，激情涌动的美国民众回到常态，转而支持华盛顿对欧洲战争的中立立场，杰佛逊也终于表示，他支持华盛顿的中立政策。
杰佛逊几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这样美好的理想也会有问题。虽然和汉密尔顿在财政改革上的矛盾成为他1793年辞职的导火索，可是作为华盛顿任命的内阁成员，一个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和总统的外交观念及判断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杰佛逊就是在1793年的最后一天辞职的。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告别古典政治（3）
杰佛逊的辞职，其实已经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组成思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盛顿在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还在危机之中的时候，1792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选。这次选举还是按照宪法原来的规则和思路在走。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最高票、次高票的两位候选人来担任正、副总统。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一样。连结果也一样，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亚当斯以次高票当选为副总统。
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住整个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从华盛顿和亚当斯，美国这一对最早的正副总统来说，虽然在竭力避免属于人事的结党和党派之争，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点倾向的。他们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就美国社会来说，虽然在第一次大选之前，就有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说法，可是那时还不是清楚的政治党派，而在美国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明确的两党了。对第一届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社会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民众不同的政治倾向。反对党派有了自己的报纸，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批评攻击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第一次选举之前，那个对华盛顿几乎是众口一词颂扬和崇敬的美国，已经消失了。
就华盛顿总统来说，他还是坚守原来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自己当选，是大家认为他的品行适合于担任这个公职，现在看到有些漫无节制的报纸已经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就觉得，自己几乎失去再留任的意义了。就是说，大家认为我好，那么我应该为公众服务，既然你们认为我不好了，我自然就应该下去。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观念中，党派纷争仍然是完全负面的事情。而当时党派活动的不规范，出现大量个人攻击，更促使他坚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继任，几乎无法避免要顶着一个党派的称号。因此，华盛顿在第二次大选之前，已经根本无意连任了。
亚当斯也是如此。大选前的整整几个月，国会休会，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给他写急件催他回首都，说是“我知道你本人对选举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不希望你对建立一个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虽然有了党派竞争，可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没有要竞选的意思。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华盛顿最终接受大家的劝告，相信自己必须再服务四年。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家权衡下来，也都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华盛顿再次全票当选。
选举方式和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变化，可是选举的本质已经在变化中。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声望，反对党还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虽然第二届的总统、副总统还是被选举连任，可是他们的当选，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次代表他们个人，即两个好人当选，而是“联邦党人”当选了。
由于华盛顿和亚当斯连任了第二届的正副总统，因此这个为“选好人”设置的选举制度，在一个已经形成政党的社会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1796年，在华盛顿、亚当斯的第一、第二届政府运行将近八年之后，美国面临第三次大选。
华盛顿虽然两次以满票当选，却坚决不再竞选连任了。1796年的美国的大选，由于华盛顿的主动离去，失去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摩拳擦掌，两党完全可以争一争了。因此，这一年的大选，就有了更明确的党派之争。
可是，选举制度还是原来的。1796年的总统选举方式，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可以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党派政治发展，走到了选举制度的前头。
虽然时至今日，总统的道德，仍然是美国人在大选年关注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党派，民众再也不会仅仅是以个人道德的高下来选择总统。而是哪个党派的执政纲领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益，成为民众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第三次选举的结果是两党势均力敌，票数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两个对立政党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第三届政府的正、副总统，亚当斯总统和杰佛逊副总统，分别代表了党派观点的两极。原来在制度设置的时候，料定票数最高的两人，他们必定是两个“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够合作得好、带来最高效的行政分支，这样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选，给美国的行政分支带来的是一场危机。总统和副总统南辕北辙。在古典政治的概念中，他们既然得票最多，他们就应该是最相近的两个人。可是，他们却是现实施政中差异最大的两个人。这种差异，不是说他们一个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人”。他们可以都是道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国理念上，却完全可能是对立的两端。他们不但不能密切配合，还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副总统不赞同、甚至反对总统的政策，给总统的工作当然带来困扰。可是，从副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单纯的在野党领袖，可以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的政策，那是正常的监督。如今他却兼有“在野党领袖”和“体制内”副手的身份，地位变得不伦不类、不朝不野。
在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杰佛逊只能在背后领导他的党人们反对亚当斯的政策，变得像地下活动。而亚当斯也想不通，为什么副总统没有恪尽职守地支持他，如同他当年对华盛顿的支持那样。他很自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杰佛逊的党派性太强。显然他们双方都觉得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制度的错失，造成了杰佛逊政治地位不应当出现的双重性。
在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后，面临的是另一场战争威胁。1795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那是一个和平条约。可是，英法在开战，法国就把这个条约理解为英美的结盟，并且拒绝美国派去作解释的平克尼将军。也许你还记得，这位将军也是当时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现在，对英和平了，却轮到法国开始在公海上大肆骚扰攻击美国的商船。虽然从来没有宣战，可是，法国在海上对美国航运的事实战争却一直没有间断。
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他最焦虑、最疲于应付的，就是如何不断地调节对法关系。曾经一度，所有的人都认为，和法国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副总统杰佛逊和他并不合作，亚当斯独力支撑这样的局面，几近崩溃。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告别古典政治（4）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第一次在战争的威胁下，面对可能的、由移民造成的内部敌人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法国移民，还有大量有着仇英情绪的爱尔兰移民。很多人惧怕在内部产生敌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当时批评政府政策的媒体，大多是反对党在支持，媒体还没有任何节制的习惯，往往是要么不开口，开口就是攻击。
结果在1798年，美国国会在“战时状态”、“临时措施”的口实下，通过了《外侨和叛乱法》。在这样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和内部的刺激下，亚当斯总统则赞同并且签署了这个法案。
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法案。其中的《客籍法》给予总统驱逐“危险侨民”的权力；而《惩治叛乱法》规定了，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凡企图“挑唆美国的良善民众、激起他们的仇恨来反对总统和国会的人……或煽动叛乱者”，都将处以罚款和监禁。
可见，德高望重并有着极佳人品、保守持重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就是好的管理者，也并不保证不会把他的政治倾向推往极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上层，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之下，手中又有权力，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不会做出的决定。
虽然亚当斯总统从来没有运用过《客籍法》的权力。可是，《惩治叛乱法》不仅直接违反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付诸实行。虽然联邦党人和亚当斯后来一再解释，这是“战时措施”。可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曾经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不得制定”条款，是给国会拦出的铁的界限。今天，在实践中已经完善了制度的美国，知道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就是走向法院，让监督和制衡国会的司法分支，来判定这样的法律“违宪”。可是，在美国初建时期，最高法院还是最弱的一个分支。司法分支的“司法复审”权力，还有待于五年以后的1803年，才由最高法院的马歇尔大法官来确立。所以，当时即使有了宪法，一个显然是侵犯人民权利的法律，还是顶着“战时措施”这样的借口，由一个民选的立法机构建立、由一个曾经是最优秀律师的“好人”总统，签署出笼了。
当时的副总统杰佛逊感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