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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流放，或受任何其他形式的伤害。”你是不是已经从中看出了司法程序的概念？要知道，那还是1215年，中世纪啊。它象征着人性在觉醒，不能说你是国王，我就任你宰割了。当然，有了条约，国王还是要知法犯法的。可是，这些概念、思想的诞生，这些制度条文的形成，实在是人类举足轻重的进步。
我常常想，这也是文字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中，英国王室和贵族，恐怕不是第一次试着相互制约、讨价还价了。可是，文字使得思路变得清晰，也使得契约文化能够开始和巩固下来。嘴巴说了可以耍赖，写下来的要赖账就要困难一些。文字，也给后面的进步留下了清晰的依据。
此后，君王当然想赖账，早期契约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渐渐实力达到平衡，契约稳固了，双方也尝到了“双赢”的甜头，契约文化也就逐步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毁约的，也有毁约后的武力讨伐。可是最后，《大宪章》经过一次次地修订，竟然奇迹般地稳固下来了。
那么，这些国王和贵族，他们争权夺利的故事和我们正在讲的“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的简单“民主”定义现在开始起作用了。
这个过程，就是在削弱“绝对我说了算”的专制君权。这就是一个民主过程的开端——一个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制约它的对立面。反对派的存在，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绝对专权的动摇。而王权和反对者对权利和义务达成协议，对他们之间的服从和反对关系建立互相承诺，这是制度史上影响深远的成就。从英国《大宪章》与法律相关的那些条款，你还会发现，《大宪章》的获益者，远远超出了贵族的范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人类文明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先创造出来，而它被称为是“文明”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能力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有了抽象的人道、人权的思维，而且，还在设计“制度”，保障这样的权益。
这个发生在英国的民主开端，当英国人开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已经持续渐进改革了400年。它的母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雏形。而这套政治制度，也是随着私有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而缓慢生长的。
这一套制度，被领主们、开发商们，大形不变地照搬到了北美殖民地。因为对他们来说，照搬管理制度，是最省事的方式。北美，也就在一片蛮荒之中，拥有了最先进的欧洲文明。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公司建制”的弗吉尼亚。这是由最早抵达北美的一批商人，在1607年5月13日在弗吉尼亚上岸后，建立的英国人在北美的第一个居民点和第一块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故乡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一部分保守的革命（3）
以后，政府迁移到一个叫威廉斯堡的小镇。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是在这个小镇上，从英国移植的管理制度，通过议会形式，训练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整整一代美国早期政治家，几乎多半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再说我们佐治亚州的邻居南、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初建时期，这两块土地合在一起，就叫卡罗来纳。它是英王查理二世封出的第二块领主殖民地，封给了帮助他复辟的八个大臣。卡罗来纳一直被看做是南方蛮荒之地，可是，你别看它不起眼，它在殖民时期的那部《卡罗来纳基本宪法》，还是写出《政府论》的著名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的杰作呢。
因此，这新大陆的13块殖民地，它们都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体制。这种体制，正行走在“英王的权力越来越小、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司法越来越独立”的一个民主进程的半道儿上。而它之所以能够轻松移植成功，就是因为北美当时上上下下，主体是来自英国。他们只是搬了个家而已。
它们都有一个总督，虽然并非个个都是英王亲自委派，可是，总督不论怎样产生，都象征着英王在统治殖民地。但是，就像在英国，英王已经不是惟一的专权者，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也一样。殖民地都有相对独立于总督的立法机构和司法系统。相对英国国内，这里更是天高皇帝远，他们没有英国沉重的传统纠葛和负担，百姓更分散，上上下下的自治程度都更高。
自然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自由贸易，在生长着私人的利益。我们刚才说过，北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像英国那样世代承袭、在领地内像个小皇帝一样的贵族。而商人阶层在壮大，在天然地代表自己，生出要保护自己权益、和英王讨价还价的念头来。所以，美国独立，虽然直到今天，在这里还是被称为“革命”，可是，殖民地的所谓“革命诉求”在制度上真是再保守不过了。殖民地当时爆发的最大不满是英王征税过度，他们表示反抗的口号是“没有代表不纳税”。
英国国会有上院和下院，上院是贵族的代表，下院是社会贤达们的代表。英国人通过议会，有了表达自己声音、争取利益的渠道。要交多少税，也可以在国会先据理力争，理论一番。然后，再按照议会通过的税法税率交税，倒也罢了。可现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根本没有代表，那些对殖民地利害完全不关痛痒的英国议员，却随心所欲地给他们制定税法，说交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还价余地，还越交越多，这太没有道理！所以，不干了。
不干，不是要推翻英王，也不是要推翻英国的议会和政治制度，他们只是从逻辑推理，既然他们和英国的民众一样，是英王的臣民，他们就应该和母国臣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议会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要求这样的权利，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
他们是在维护他们在辛勤劳动和经商之后，个人所得不被无缘无故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所以，后来托马斯·杰佛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打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实在是有的放矢、针对殖民地人民切肤之痛发出来的宣言。
英王不让步，就引发了独立战争。打出来的结果就是建立了美国。想当初，是独立、从英王手中夺得自由的共同目标，把这13块原来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的。历经八年的艰苦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以后他们何去何从？
首先，在最简化定义的“专制”和“民主”之间，他们必须有一个抉择。你也许会说，殖民时期，他们已经有了半生不熟的、有着一定民主成分的改革版英国制度，顺应下去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可是，我们假如回过头，看看许多国家在战争导致的变化当口做出的选择，就会明白，延顺以往的制度，并不是必然的。战争就像是一颗炸弹，以巨大的、具有破坏性的震撼力，把历史炸停在那里。而枪炮已经显示了它夺取政权的威力。它可以顺势扭转历史，满足一个个人、或者一些人改造国家的政治抱负。你可以把这样的抱负表述为一个善意的动因——现在，“他”，要为“他的”百姓，谋福利了。权力就这样在武力之下得以集中到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手里。这样的结局，对新生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可能。
一场战争下来，站在这块土地上，最有力量的就是军队，最有力量的个人，就是指挥掌握这支军队的司令，在美国，就是乔治·华盛顿将军。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第一个抉择，就是华盛顿将军的抉择。
经历了八年艰苦战争，1783年年初，虽然外交上还在谈判，《巴黎和约》尚未签署，可是，美国已经独立在望。在这个时候，军中就已经有人在酝酿一个扭转历史的时刻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纽堡政变。
保守的革命军官们手中有枪，英国人都打走了，要打掉个大陆议会易如反掌。他们想除去他们不满意的文官政府，代之以军政府，同时也有人在考虑君主政体。可是，八年仗打下来，作为军人，他们服从自己的统帅华盛顿。于是，一名军官，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给华盛顿写信谈了他们的设想，也谈到对政变之后政体的考虑。他说，现在有人把君主政体与暴政混为一谈，使人难以区别，可以先给君主政体首脑一个温和头衔，待条件成熟，再改为国王。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人们的回忆录中、在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他既不能口若悬河，也远非学识渊博，就连当将军、成为总司令，都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故事。他基本上是靠自学，十几岁就找了一个当土地丈量员的工作，名副其实脚踏实地、走遍了波托马克河边的山峦和森林。他是一个谦卑、甚至是刻板的人。珍惜个人荣誉，追求人格完美，是他终其一生要去努力的事情。他总是认真地在为公众服务，就像一板一眼地丈量着土地那样。他严格要求下属，可是他也在更严苛地默默要求自己。这是他在军中威望的重要来源，并不仅仅是依仗战场上的功绩。
尼古拉上校并无恶意。在当时，君主制可以采取君主立宪，也不是一个很“反动”的建议。可是，在华盛顿将军看来，这封来信似乎是在暗示：他为公众付出的背后，其实有着暗藏的个人权力欲望。同时，华盛顿将军对君主制极为反感。所以，他几乎如条件反射一般，把这看做是一个羞辱。华盛顿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回信说，“我极其厌恶并且坚决否定这个建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使您误以为可以向我提如此要求。”
军官们对文官政府的不满和愤怒由来已久。参加这场独立战争的都是义务兵，可是整个战争期间，这个临时文官“政府”——大陆议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军饷和供给。结果造成前线士兵的冻饿和无谓死亡。其原因之一是，大陆议会虽然向国外募款，可自身并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财权。没有收税的权力，也就没有充足的财源。能够说明这个状况的一个经典故事是，1781年约克镇大捷。代表美国的独立义军在那里大败英军。消息传来，大陆议会大为振奋，待到喜气洋洋的议员们略为平静下来，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信使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这才想起，所谓的“国库”空空如也，就连这点信使酬劳都付不出来。最后，议员们只好各自掏出腰包，每人拿出一元钱才总算应付过去。事后，大陆议会苦恼地向各州要钱，筹款信发出，杳如黄鹤。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一部分保守的革命（4）
战争打的是钱。以这样的财政状况应付战争，就连一向以沉得住气著称的华盛顿将军，都在给国会的催款信中怒气冲冲：我们的士兵“有病没病都光着膀子，就连被敌人俘虏时，都光着膀子”！如此捉襟见肘的战事，也真难为他们，居然还能打赢。
现在，仗打完了，老问题没有解决。由于没有收税权，大陆议会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所谓的美国政府，还欠着一大笔士兵的军饷和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