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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有力补充。这一点已为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所证实。《论稿》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学术史的这一功能。作者多年研究唐诗学史，曾与陈伯海先生合编《唐诗书录》，阅读了大量的唐诗学文献。学有所得，厚积薄发，不经意地陈述一些很概括的见解，也颇给人启发。比如她指出唐诗学的诗学形态大致是以如下线索展开的：
结集——感悟式的点评（具体作品或抽象的）——诗话
选诗——注释、评价（作家一作品一流派）——诗学总论
前者是唐宋时期的主要线索，后者是明清时期的主要线索。这结论看似简单，却非人所易道，需要具备闳通的史识。《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一文指出，在以选本确立模拟范本的问题上，朱子《答巩仲至》论述诗选的原则、体制及“羽翼”之喻，对杨士宏《唐音》、高《唐诗品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也同样显出作者的独到见识。面对漫长的唐诗学史，面对见解纷纭的唐诗论著，朱易安注意到“每个人谈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有时虽然相同，但却很难严格界定。有些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原先的意义了。所以在解释唐诗学的理论时，一方面要与历代的诗歌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要十分注意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页11），将审美标准、思维方法的变化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虑。这是《论稿》一以贯之的宗旨，已不需要一一举例。
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门艰难而需要多方面知识储备的学问。以当今的学术环境和知识积累，涉猎学术史对学者来说就意味着面临更艰险的挑战。作为通论历代唐诗学的著作，《论稿》涉及的知识和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悉臻精深境地是不太可能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和《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两篇，比其他篇章就略显浮泛。《后七子与明末诗人的唐诗观》论王世贞“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之说，认为他回避了“性情”或“诗本发乎情”的命题，而采用“诗有别才”的说法，似还可推敲。窃以为“才生思”云云是创作心理学，“性情”云云是诗歌本质和本源论，未可相提并论。当然，这都是细节问题，与我阅读全书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原载《文学评论》第5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1节 评《王渔洋事迹征略》
王小舒
上世纪90年代称得上是清诗研究的丰收期，其间有两部清代诗史著作问世，即朱则杰的《清诗史》和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另外，袁行云先生的遗作《清人诗集叙录》著录弘富，考镜源流，实也具史之价值。诗学理论方面则有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出版。至于诗人别集的整理刊行以及专题研究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与几十年前清诗领域的冷落境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研究热潮不断升温的同时，如何更切合清代诗歌集历代大成，理论，创作同步繁荣的特点，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也成为学者酝酿、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在此时，蒋寅的两部著作《王渔洋事迹征略》与《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以下简称《征略》和《诗坛》）同时问世，它们为诗学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气象，成为目前清诗领域又一引人注目的成果。
王渔洋是清代前期的著名诗人，主持风骚数十年，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有卓著贡献，特别对诗歌创作风气的转移和清诗面貌的形成影响巨大。对这样一位作家，此前已有数种研究专著问世，但多数属作者本人的个案研究，未将王渔洋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总的创作状况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憾。蒋寅的研究则突破了这一格局，他站在史的高度，将王渔洋放到顺治、康熙这一大的创作流程当中，考察其与整个顺、康诗坛的互动、共进关系，这样做，一方面说明了渔洋诗歌风貌的成因和理论主张的内涵，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个点展示出清前期诗歌总体的流变脉络和演进轨迹。作者称此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它使得蒋寅具有了多重、立体的视角，并真正达到了点与面的动态统一。
《征略》和《诗坛》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著作，前者是作家的事迹编年，属年谱性质，后者则是文学史的专题研究，属论著性质。但二者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征略》一书是在大视野观照下的作者事迹编纂，它所展示的不仅是具多条逻辑线索的谱主生平履历，同时也是顺、康诗坛创作活动一个总的事迹编录；《诗坛》一书则是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理论专题研究，它们一经一纬，一历史，一逻辑，达到了理论与文献的有机结合。
与一般年谱不同，蒋寅的《征略》专门注重于谱主文学活动的编纂，尤注意文学交游活动的考订，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学术眼光的体现。蒋寅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方法，凡所知与渔洋有关的文学家均无一遗漏地收入，涉及的作家达三百一十余人，对他们的生平—一加以考证。尤为可贵的是，凡言及渔洋的文学交往，蒋寅必同时征引对方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其他文献予以佐证，为此，作者翻阅的文献达千种以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种艰辛的工作绝不是在搞无谓的资料堆积，相反，作者于材料的取舍处理上具研究眼光，在文献资料的排列中，读者能够隐然感觉到某种线索的存在。这里举几例说明之。首先是以文学活动为主线的治谱思路。众所周知，王渔洋一生与仕宦相始终，官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而且颇有政声。有人以为，这是渔洋人生的一个重要亮点，值得大肆张扬之。这实属肤浅的看法。王渔洋受家庭影响，确有勤政尽职的观念，蒋寅所引总集未收的《手镜录》一文已基本囊括了这种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基本素质而已，身处明清鼎革之后、经历家国劫难的渔洋实际上并无在政治上锐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征略》一书已清楚展示出来。康熙三十七年，蒋书引渔洋《自撰年谱》云：“七月，迁都察院左御史。……退食谢客，焚香扫地，下帘读书，白一二韦布故交以风雅相质外，门雀可罗也。”康熙三十九年，再引《古欢录》自序云：“山人官御史大夫，世号雄峻，山人居之澹然，其门萧寂如退院僧。退食之暇，浏览诸史、《庄》、《列》，下逮稗官说部、山经海志之书，有当予心，辄掌录之。”事实上，谱主在最能有所作为的御史位置上无任何重要建树。笔者尝认为：“王家到士这一辈，在价值取舍、处世原则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虽谨于职守，而其实‘寄焉而已’，虽读书写作，而目标不在尽正统之道，却在于保全人格的独立。”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0页。此与蒋寅的《征略》恰相吻合。此种处世态度在当时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渔洋正是一个典型，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全部兴趣都投放在了文学活动中，文学成为他人生的真正亮点，这与唐宋时期的一些大作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蒋寅才做出如此选择，此全由学术眼光所致。
蒋寅在著录谱主的文学活动方面特别繁富、详尽，如其本人所说“不惮详细”，这样做其实具有多重的价值和意义。过去人们理解的文学研究，一般是文本研究和作者生平遭遇研究，对于写作方式和传播手段则往往忽略之。蒋寅不同，他在《诗坛》一书中指出：“文学被视为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和批评，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史学。”可见，他是将文学交游视作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事实上，文学交往确是作家个人与创作群体、接受群体进行沟通、交流的一座桥梁，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时代文学活动的枢纽。回看顺、康期间，作家的聚会、酬唱实为一种十分普遍的交游形式，其中包括集体登览、友朋送迎、文酒之会、寓所夜话等多种方式，此外，书信交往也是一种很流行的交游行为。王渔洋处在诗坛的中心，雅好交友，又具朝廷官员的公开身份，所以交游活动就特别频繁，所谓“日招四方名流赋诗饮酒为乐”。从蒋书著录的诗人名单看，它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知名的作家，足见渔洋文坛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如进一步考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作家归属两大群体，一是由明入清的作家群，除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少数人外，大部分属于遗民，即渔洋说的“布衣交”。另一是清朝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他们多是与渔洋同样身份的朝廷官员，处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渔洋的创作显然要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另外，他也以自己的审美观影响了这两个群体。《征略》一书对这两大集团的情况展示得十分清楚。比如，扬州任职期间，渔洋曾馆于布衣丁胤家，“与丁胤泛秦淮河，听其缕述秦淮旧事，掇拾其语入《秦淮杂诗》中”。这是遗民作家影响诗人创作的一个例证。又，顺治十八年，冒襄寄诗渔洋，感慨明崇祯年间事，有“隋帝龙舟事尚存，偶来吊古独声吞”句，渔洋回信云：“忽捧新诗，缠绵宛恻之情，风景河山之叹，所谓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矣。”此前，冒又曾和渔洋《秋柳诗》，风调悲怨，“略同原唱”。这是遗民诗人与作者互相影响的又一例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一代诗人对渔洋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为渔洋的才情和人品所倾倒。如汪琬初识渔洋，便说：“才人固是难量”，张九徵寄信渔洋，云：“淳于之叹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气夺神移，莫知所以。窃怪诸名士序言，犹举历下、琅琊、公安、竟陵为重。夫历下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调，皆后天事也。明公御风以行，飞腾缥缈，身在五层十二楼，犹复与人间较高深乎？”
根据蒋寅著录的大量交游活动来看，王渔洋超越功利现实、醉心山水和张扬个人性情的审美态度对同代诗人无疑是一种启发和示范，人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才是当前诗歌创作的康庄之道。神韵诗风便是这样刮向全国，风靡一代的。
顺治、康熙两朝是文学风气发生潜在转移的时期，其中有文学理念、师法取径的传承，也有审美观和艺术趣味的嬗变，情况丰富而复杂。蒋寅在这